中国可以说不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当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营，没有愉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 “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19l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叫《红杉树》。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啊一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技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愿人员…… 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机奥运会。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美国太强大了，而复苏的中国机体上还有一些瘦弱，而且美国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须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面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他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绪”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定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但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来的诗意般的冲击—一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既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苏学生，那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成一个“亲美派”呢？ ——当时全场哄堂大笑。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识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一个 “小”）。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 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张医生楼上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纷张医生凑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平他们把那块匾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未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张医生楼上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纷他刻一块碑，上写：伍德罗·威尔逊楼上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的、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喀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溺于厌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掉了原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亲爱的爸、妈：圣诞快乐！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信我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节目里两次听到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且互称同志。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当我二十五岁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挑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扭文学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娇揉造作的仪态层然充斥着我数年之久的大学求知生活！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谈，而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我听到了以下评价—— “相信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的社会，法制健全，整个国家运转有序。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大尊重。就移民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个人的距离近，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拜。在美国，地位高下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天堂。……” “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无论领导、平民）还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尽管我目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从不责难和苛求，但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压力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 假如我以阿Q式的精神去攻击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们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的大国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感，而是基于十数年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优患。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样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整个民族的想像力都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志摩先生描述那张上帝之子的“傲慢的脸”时的惊讶心情，还记得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我甚至有时候怀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出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外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绪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 ——签证、美援、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我很欢喜。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日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使是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誉以及热烈的回应，是同我们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的。但不幸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他们解脱责任的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享受进化的喜悦，但突然间，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蛮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代价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加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内呀，接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地欣赏到一盘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的思想先驱，可以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里，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XX，也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退士。但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启超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懊，美国应该接纳我，我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对未来有一种均衡的、平和的风度……这就一下子回到我的题目上了。奴隶有两种，一种是总在欢天喜地的奴茶，一种是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而甘心痛苦下去的奴隶，直白了说吧，忧国忧民的奴隶。我最近经常说：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知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以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教人感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经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我不过想说明，祸国秧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前面我已讲过：对环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义使我们以势利的心欢呼大国的渗透。这种急切的、迷恋新欢的心情好有一比，比什么呢？有一个讽刺故事，一户英国家庭获得通知：他们购买的彩票中了本轮的头奖，在欣喜若狂中，他们扔掉了家中原有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是彩票公司来人，吞吞吐吐地表示歉意。——获得了新的想象空间后，人最容易把原先熟知的事物弃之为陈腐。我们长期以为自己处在神圣的反抗状态，陶醉于“低调”或“反调”，而偏偏没有认识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态史观。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把大量的奴性的言论作为“快论”而加以激赏。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弥漫于全国的空气，故作清醒高超，实为乖张轻佻。我突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骂他女儿（她正在张罗着为非洲人募捐）的那一句：“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工业是非常密集的，因而环境上有很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我们市每年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创卫，这样才能勉强的进入全国大城市的中游。这一年的创卫高峰期，一位电台主持人发起了一个类似于“绿色志愿者”的组织，这个创意博得了热烈的欢迎，踊跃参加的中小学生（包括少数大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的许多公益行为是纳入了市府的轨道的。但既然是一个松散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团体，势必会引发某种讨论。我和几位电台的同事私下也议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些结论使我记忆犹新。由真善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闪光的纯真的信念，谁不希望家园看起来有情调一点？谁不希望在一种情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但我又要说了：“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发展的认识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们自傲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对现状有着更沉重认识的父母及他们的兄长，是绝对不赞成汽车为蛇让路的。杜德伟唱道： help，help，help 这个地球需要快乐来拯救这种理念只有吃现成饭的人才会奉为神明。拯求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我们的生产也正在付出代价——而十字军们却让我们先在车库上镂刻花朵！是谁把大量的奢侈的、无用的、浮华的观念传导给我们？help，help，help，上海话说的：帮帮忙。我们不需要美国式的老天真和美国式的焦灼来拯救我们的心灵。美国人有一句话，假如美国有一天变成法西斯的专制国家，一定是人民投票公决的结果。那么相似地，假如中国人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么这亡国奴的结局也一定是我们通过艰苦奋斗和对“真理”执着追求以后获得的。所以严肃的任务来临了，即：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以上的谈话都在贯穿着这个意思：如何抗击心灵上的滋扰，而落地有声他说出这个字眼来。我们都是阿Q 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我们的心灵滋扰来自何方？来自于落后境地中的怨恨，来自求索中的困顿，来自第三世界式的失落心理。美国继冷战后的最大广告策划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在天空充分表演，伊拉克的总统卫队以师为单位在地毯式轰炸下溃烂荒原。于是这场面加深了我们奴隶式的惧惊感。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像个半老徐娘的交际花似的在国际事务的核心搔首弄姿，等着上次日的新闻头版。于是我们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对美国抱景从心理。但是这所有的广告效益——已经不能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蛊惑人心，它的穿棱外交频率和它的广告收益黯淡成正比。里根曾经说的：“和平要通过实力才能得到。”但马歇尔式的利益纽带——已不复存在。地区问题上，各政治领导人乐于倾听美国人发言并劈手势，看上去越来越像是对友谊及历史的尊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唯一有点像超级大国的，就是它在北约势力范围、在东亚及其他的一些个基地还驻了一些兵和机器，在这里飞翔一下，在那儿游弋一下。假如没有欧盟、日本和其他盟国的输血，像海湾那一次表演他是一分钟都支撑不了的。克林顿的防务概念就很像一种电子游戏或某种战争系列剧：“我们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务。……这种防务需要的是较少的人员和永久性的武力，但却有更大的陆上、空中和海上的机动性，并真正致力于不断发展高技术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传奇片的政论再版，看一下美国人胡编乱造的影片吧：明明是愉袭德黑兰营救美国人质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却变成了美国特种部队伸人敌国腹地，英勇顽强地救出了美国志愿人员；明明是美国费九牛二虎之力东进越南西山战俘营，却发现他们钻进了一座空房子，却变成了“兰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越南、从柬埔寨救出一拨拨的美军战俘。“特种部队”式的幻想支撑着美国从成人到青少年的自豪感，他们看来：那些包着头巾、戴着斗笠的民族，在美国大兵的手提机关枪、火箭炮的面前不过是一堆血肉而已。不，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人指出了：以为靠一个空降师就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的意识是极端荒谬可笑的。美国战胜伊拉克（？）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历史性联盟的结果，至于美国介入格林纳达、美国横扫巴拿马，根本无任何广告价值。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全世界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局面也并未像某些人希望的逻辑那样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令人欣喜的征兆：从欧盟到俄罗期，从日本到亚洲的新兴国家，全世界都在传达着上帝的真理：在国际事务中，最需要约束的是美国，最需要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教训的亦是美国。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同美国对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心灵深处却不可避免地触摸到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上的冲击，我们这样一个谦逊的、优容的大国，人民在学习的谦恭风貌。上类似日本，但在坚强的内在品质上却往往显得薄弱、缺乏敏感和自尊的风度。如果说美国在政治上的强权可以在我们这里遭到失败的话，那么他从心灵到肉体上对我们的临幸，则是我们某些人心甘情愿承欢而蹴成的。电影《大撒把》里有一个情节，女主人公播放一盘先她而去美国的丈夫寄来的录音磁带，那欲火如炽而又冷酷无情的表白教我不寒而惊： “亲爱的，以上我给你说了一段英语，我到了美国以后……亲爱的，为了我们的幸福，你必须把孩子打掉……（十分凶狠）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将……” 结尾的词肯定是“绿卡”（greencard）。我猜这个声音传达的不单是逃离中国的急迫心情，肯定还有一种比普通中国人率先进化的秘密的喜悦。这种中国式的趣味令我惊恐地想起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看起来很循规蹈矩的人，许许多多的不算平常人的人，许多被称为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一旦哪一天，他们惊喜地逃遁，回过头来以进化的优越看着我这样的留在国内搞改革的人，我又将作何心情？ “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我周围曾生活着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幼小的时候很乖觉，比顽劣的男孩子更细心地爱祖国河山、敬慕英雄、尊师重长。妈妈说：“来，孩子们，我教你们唱《我的祖国》。”男孩子肯定是一溜烟地跑开，嘴里喊道：“不爱唱！”而女孩子则悄悄地拿起马扎，依偎在母亲身边，细声细气地学唱：。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呃——耶耶——枪！” 大人们称赞：比起小子来，姑娘贴心多了。但是十多年或二十年以后，丝毫没有迟疑扭头便扑向白种人怀抱的常常是“贴心”的丫头；而默默地在教育界、新闻业、商业界、军界为国家忠实服务偏巧是当年被视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小子们。苏联的一位刑侦学家说： “不要相信给儿童看的动物小说对猎犬的赞美，再忠诚的猎犬，只要陌生人给它嗅一嗅手里的香肠，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撇下原先的主人跟别人走的。”有人会问：体到底想说明什么？ ——我没有性别观和贞节观的暗示，我不会那么无聊。我以前坚信我们民族深刻的从容感和幽默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会得到体现，我们本该早一点发现：原来加在孩子们身上的禁锢本就是对想象力的极大束缚。当此时此地，文化精英们以貌似解放的态度轰炸全国的学龄或学龄前儿童时，我们的儿童何尝不是陷人了另一种想象力的坟墓？他们认定全世界最好的绘画是《圣斗士星矢》、最好的音乐是刘德华的、最好的舞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最好玩的智力游戏是《消灭萨达姆》。每当圣诞之夜，我会在约瑟堂遇到的大量追星族，他们疯狂的眼神透着一种神圣：厌倦，厌倦，厌倦！尽管理念告诉我对待这个要用一种民主的超然，但我们最后做的是——，我们一群人划着十字闯进入群，嘴里高喊：。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酷似《农家女》中的一个经典镜头。在国会选举前的党内提名代表大会上，管家高呼： “卖鱼喽！”一片欢呼声。约瑟堂前亦是一片狂呼。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我不能说美利坚是一个“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民族。但美国人面临世界事务的艰难选择时，越来越多的，是“透着眼神里的慌”。被广告策划人和电脑神童所统治的白宫，它对世界事务的反应已经不能同它的大国应有的智力背景相匹配。它的领导人在语言表达上开始抄袭从杰斐逊到肯尼迪的演讲录，他们开始用社交性的语调处理一切巨大事件，白官的文风越来越带伪饰色彩。与此相对照地，中等国家领袖——包括小国领袖都显得比白宫领导人更加出类拔苹。从福特开始，领导人及其顾问们的智力滑坡就日趋明显。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美国人斗争意志的衰退及相关素质的沦落。如果说：里根——布什尚能表现出老战士的余勇，那么，从黑豹党行列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代，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果毅和决勇。在反苏反华反共时期尚能激起的全民性的警惕，到今天，已随安宁和富裕落花流水去也，选民更多地趋向于一种没有远见的、牢骚满腹的政治选择。就如佩罗所说的：人民多多少少被当成了进行策划的对象，策划的手段是商业的推销和传媒的活动。在美国，已经不存在活跃的政治思潮，求新求异的刺激被当作变革精神加以喝采。一句话，美国人似乎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乐趣和相应素质，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及思想的繁荣，对美国人来说已成昨天。正是美国人对青少年的漠视和纵容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纪念，这就是为什么沉重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产生开放的错觉的原因。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对于青年一代的成熟、进步、发展来说，以上的领先绝对不是次要的和无用的。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我们和美国的青年一代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开放”和“民主”之后蕴含的实际上是： “什么也没有”。这种印象决不是由小国民式的窥视他人式的阴暗心理获取的。我们越来越多地肯跟美国人打交道，除了他们的纯真个性令我们获取比较新颖的可以鉴赏的“物种奇观”外，真正体现在发达民族成员上的优良信号可谓是越来越少。我们无不宽容地看美国人唱京戏，跳江南水乡舞，藉以得到文化反差上的快感。但假定再深入下去。启发性的东西几乎等于零。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结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民族的特征？怎么可以产生这样的感觉：人类光明的火炬将由被称为“电脑神童”的幸运儿来执掌？一则美国的新闻报道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许多的美国人成年累月地隐瞒自己的文盲身份，不少孩子震惊地发现自己所崇拜的父亲原来是一个文盲！这种奇炒的历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疑点。举一个例子，现在国内的女孩子喜欢傍大款。我多次跟别人讨论过“傍大款”的复杂心理状态。问题是：“傍大款”除了“功利超越”状态外，有没有一种“真实超越”的动因？结论是有的。男人的风度和气质应该说是一个诱饵（仅次于钱）。“有了钱，气质自然好。”这话肯定不是喻世式的讽刺，它符合人类的真实心态。哪怕是一个出身贫贱、形容猥琐的家伙，只要他有了钱，他就会历练出一种自信感和厌倦感，这两点恰恰是名门子弟最重要的特征。所以不能否认这在易于感伤的女孩子的心中微妙的回应。以上的比方可以用来剖析我们盲目追随美国个性的致命的错误。美国人的天真简单之所以在我们这里有市场，是因为它笼罩了一层美国物质背景的迷雾。假如我们认定它跟美国的文明成果的创造有着必然联系的话，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其实美国人的简陋寒伧恰好是文明成果的赘生物，是被福利奶汁喂养出来的深刻惰性。美国形象的广告效应容易使我们犯这种因果倒置的错误。美国的年轻一代注定是葬送他们大国地位的“八旗子弟”，他们有太多的不良嗜好和娇滴滴的豪门风气。有这么一个美国青年，他来中国教书，他的母亲在机场上抱着他嚎啕大哭。母亲认定儿子去的是一个地狱般的国家，而且会死在那里。一年以后儿子健康快活地回去了。告诉母亲你错了，他的母亲仍不相信，死活不肯让他重回中国。——这个故事可以说明美国人普遍的在心灵上的闭关锁国。而就是这样孤陋寡闻的一群，又在充当美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强大的民意基础！据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不下数百名外国政界要人，包括总统、主席、部长会议总理、党的第一书记、元帅、政治局委员、部长，他们被政敌搞掉时，无一例外的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间谍”。毋庸置疑，美国在历史上成功地扶植了一大批美国利益的代言人，以中美洲联合果品公司、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包装资助亲美势力。但美国从末在思想上征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旦美国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时，这些民族往往选择宁食野草为生，而绝不向美国价值低头的道路。文明的欧洲，即使承蒙马歇尔计划雨露之时，它亦显示出哲学、政治、经济上的强大自尊。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条规律，在二十世纪美国处于繁荣顶峰之时，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具备这样的思想魅力，从门罗主义到以后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里诞生的各式各样的 “主义”，都不能对世界大势哪怕产生些许的约束。指导人类合作的最闪光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没有哪一条的发明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即使是在战后对世界均衡影响较大的机能组织一联合国，美国的表现亦像一个坏明星似的缺乏克制，因而失掉了领导世界所应具备的道德力量。在美国国内，有难以数计的各种思潮，美国劳工协会、美国革命妇女联盟等等。据说七十年代未邓小平访美时，有一群以张春桥为精神领袖的政治活动分子在街道上示威。美国人外在的思想丰富以及活跃的精神，会让人高估它的文明深度。然则这些思潮的价值从未进入过世界性的精神宝库。全世界的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文化革命、青年论坛，从来是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来进行的。美国的文化轰炸看起来越来越像干力气活，大布景、大劳作，一、两个时髦人物可以领十数年的风骚，奇技淫行的技巧成为艺术进步的最大标志。技术主义的演进和思想深度的锐退已经是公众艺术鉴赏的通病。美国人底蕴的缺乏令美国无法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最终影响到正确认识自己。比如，在他们的心目中，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都是卡通画式的暴君；他们执着地希望在美国文化幅射以外的地区，有更多的美国观念的输入。当新加坡人的皮鞭抽打一美国佬细嫩的脊背上时，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被抽紧了。他们实在不堪这样的创伤，他们大哭大嚷，大喊大叫；他们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美国人也可以用鞭子抽。娇滴滴的缺乏痛苦历程的脆弱心灵在这一刻被刺得叫唤起来，这就是没有出息的美国。美国的没落，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还要早。因为它已经显示出集体民众心理上闭关锁国的强列征兆。这种群众心理的闭关锁国不可避免的造成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大乖误。现代历史上的腐朽政权往往出现在美国势力范围以内。在海地，杜瓦利埃家族的可耻统治在美国的庇护下维持了五十年之久。全世界最著名的一系列人民革命都是对美国失败政策的回击。在东欧，左派力量一系列的胜利是对美国目光短浅的世界战略的最大的惩罚。全世界反美的声音不再像过去，是对帝国主义意志的勇敢姿态。全世界反美的声音现在有了精神加物质作为武器，我分明听到这些怒吼中有另一个声音在说话：你凭什么当中心，你不配。——对美国，人们不再是纯粹道义上的反抗，而是对世界现实的一种澄清。这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具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在所有对美国说“不”的声音中，日本的最响亮。日本人对战后日美关系的全面质疑，实质是对战贩意识的涤清。宫泽前首相对美国工人素质的怀疑，证明了日本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启示？我曾问过这佯的问题：难道民族主义的就一定是劣根性昭著的吗？在80年代，我们处在校园生活——即思维的最活跃期——我们口诛笔伐国民劣根性，从宗法观念到社会风俗，从文学观到竞争意识，我们没有现实责任，因而我们在批判中得到轻盈的解脱。也许我们有一种轻巧的世界眼光，不大看得起日本，因为这个日本的第三次更生是麦克阿瑟用刺刀和军用物资建立起来的。再加上“大东亚共荣圈”给我们回忆上的嫌恶印记，寻找“原装”的物欲冲动把我们的探求真理之路铺向了美利坚。然而回过头来再看日本民族的文明生态，有一种历史演进的因果感却是让我们磋叹不已的。当学者们把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洋以华人经济为支柱的新兴地区纳入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闪念：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战后复兴的三大历史革命，证明了它在形态上更像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继承者？日本的富国，带着丰沛的儒家血统。日本人在建筑、园林、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备更浓郁的中国古风。尽管敏感的日本人坚信其民族文化同中国文化是大不同的，他们冠以“东洋文明”的名称，试图平行于中华文化。但其国民风范上一惊一柞的形态。表现出与大国地位不很相称的 “村气”。不管日本史学者如何醉心伪造上古天皇世系表格，如何苦心积虑地创作大和民族的神话世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日本民族飞黄腾达的内在之核实则是：孔孟之道。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今天从这句话，读出了呛鼻的辛辣味道。怎么看怎么像，怎么看怎么觉着：我们在自身文明的核之外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们感激有关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天才创想，它表现出我们雄心的端倪。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大中华经济文化圈将从一种尝试性的探讨变成一种成熟的理论，一种政治理念，一种现实。我们过去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容的谦恭。现在特别需要改一改作风，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我们大国式的美，从山河构造、从全体人民的雄心和我们历练痛苦之后的超然风范中，汲取我们走向世界的力量。打开智慧的窗口达赖喇嘛写过一本小册子《智慧的窗口》，在西藏以地下形式在一部分分裂主义分子中间悄悄流传。据说这本书的深奥和思想的冥远，就连大学者都无法遽然明了。不能不由此谈到西藏问题，我和我电台的同事曾和美国朋友有过争论，并深感茫然，确实需要面朝智的窗口请教再三。这次谈话是在重庆的一家烧菜馆进行的。青年人嘛，本来也没有什么“莫谈国事”的忌讳。因为一个很自然的由头，我们谈到了西藏是美国人首先发难的，他生硬他说：“你们的军队应该撒出西藏、你们应该让西藏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我问。“你小子凭什么这样说？——本来西藏是我们的事，我完全可以不许你掺和进来。但我今天给你一个特许，你可以放肆。我首先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讲考据学和历史变迁——说了你也不会懂。我有很多的西藏同学，他们有的是活沸的亲属，有的是康巴人，总而言之，来自各种利益阶层。他们给我带来的讯息和你在全美电视新闻网上得到的讯息是完全不一样的。西藏从来不是我们的殖民地，她接受中央册封、指导、屯军以及治理的时间比你们祖先登上北美大陆的时间还要长。历史和现实都在肯定西藏即中国。”另一位中国人也说：“你们得到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手段是极端不光彩的，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兵撒出去，让墨西哥人回来搞全民公决？”老美瞪眼：显然他是头一回听说德克萨斯原来是后娘！他耸肩摇头：“不，不，德克萨斯都是美国人，而西藏人和你们是不同的民族，你们知道的：达赖喇嘛——他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代表西藏人要你们尊重人权。”我们耐心地跟他讲：西藏的精神领袖不止达赖喇嘛一个人，况且，“达赖喇嘛”也是脱自于蒙古语，表明是中央册封的宗教领袖。不错，西藏人民对达赖有感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牧民的帐蓬里往往供着达赖和毛主席的像，还有班禅。我们也愿意谈一谈人权，实际上，达赖的宣传机构对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社会牧歌般的描绘是不真实的。许多西方的电影家曾拍摄过西藏的酷刑，那是难以想象的。西藏的宗法社会曾维持过一个相当凶残的贵族阶层，历史上西藏的人口锐减同凶残的奴隶制度关系很大。达赖要 “人权”不过是想煽动西方社会支持的策略而已。——跟他解释这么多我至今深感后悔，我太过于相信美国人的悟性了。他嘀嘀咕咕地用很多浅显的比喻来摆脱事实的交锋，西方式的急智和简化问题的典型做法： “比如一个人在家里殴打他的妻子……” “比如一个人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比如……” 假如我再碰上这一类事件，我再去陷于这样一类高中生式的胡搅蛮缠，那么我将是一个愚蠢的人。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我惊异于美国舆论的误导，荒谬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无视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强大的事实，在地域经济上显示了惊人的无知。当这个美国人冷笑着说我们每年从西藏剥削走大量钱财时，我们全体——包括和善的翻译和最不愿意吵架的女孩子——都炸了起来。我克制住愤怒，对他说西藏是一个落后地区，中央政府的财政输血是巨大的——资金的流向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他顽强地否认，说：不，你们每年在旅游业上获取了巨大的好处，你们通过西藏赚钱。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句话：……的人才是愚蠢的。我们在场的人一，二，三，呵呵大笑起来。这场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论以一个喜剧场面结束，－个名叫周帆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以工人阶级的姿态凛然站起来，对着喋喋不休的美国人断喝：“住口，不许你在这里搞和平演变，娘稀匹，帝国主义！”美国人立即做了一个滑稽的投降姿式，之后，哈哈哈…… 智慧的源泉从何方而来？我面对圣贤，存在诸多的困惑。我的困惑不是因我本身而发，而是面对充溢全球的虚假信息的忧虑。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然而，当葛伦堡的“流亡政府”任外界面前把自己装点成西藏新闻的权威发布中心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忍不住问个究竟：当圣贤启蒙智慧的时候，他为什么阻咽了子民们智慧的源泉？当他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他的智慧为什么沦落为世俗的技巧？西藏，神秘的土地，圣洁的雪山。作为民族大家族成员之一，我不会装着比西藏人更了解西藏。但是，我必须在国会两院乌鸦们的喧嚣前默默念诵。对于美国人来说，以下的警策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智慧并不随着他的大国地位而提高；一个民族的发言权并不伴着他的财大气粗而更具权威性。这和人的个体现律是一样的。美国人这一点很放肆，它太讨人嫌，太给脸不要脸。发展到整个民族品德上，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事务显得缺乏教养。对本民族的内在机能的演变缺乏警惕，导致了它今天意识深层的妄尊自大和贱胚心理。世界上有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他对别的民族投人了一些关照，有时候这种关照还挺慷慨。但就好比一个人那样，他也在帮助别人，并且有成效，但是这一切的付出赢来不了应有的尊敬？美利坚民族就在于一些不能赢得尊敬的事情。早在三十多年前，戴高乐就指出，美国的霸权正在扼杀欧洲，不让欧洲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正在阻碍欧洲同东方的和解，“总之，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一块绊脚石。” 美国的对外援助显而易见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和急切的求报心理。它不像其他的有些大国，对外援助带有一种高尚人格的色彩。因此，它对他国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物质援助和志愿服务，很自然的引起施受国当政老以及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故而我频频的看到世界列国民众的抗逆和斗争。一度时间我们还替美国大鼻子感到挺抱屈。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即使是罗斯福这样的伟大领袖指导美国的时代，从政界到民众，美国人对外部世界亿兆人民深蓄的力量——又何曾真正敏感过了我们不指望美国人是那稣，引导世界走向光明的航程。美国人缺乏历经苦难的伟大民族的悲悯情怀，所以从智识阶层到普通劳工，注定无法进入其他民族的内心——直捷了当他说它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基本素质。技术主义的美国喜欢拿大炮和轰炸机说话，物质主义的美国乐于用鼻子前的胡萝卜牵引别的民族在它的格子里跳舞，然而，当它的这些魁力衰退的同时，我们发现它还在喜滋滋地重复着过去的呓语——这些呓语过去是以大炮、轰炸机、胡萝卜为代价而推销的。百足之虫的美国还在维持着它的体面，然而它思想背景的孱弱无法阻挡其他大国——包括即将成为大国的大国——晌彻世界的声音。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极端的形式再现了我们父辈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圣战者的牺牲，它以严肃的人物告诫我们中国青年要对自己加以警策。当冲绳人民以万众一心的精神冲击着美国军事基地时，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不会是仅出于道德满足式的原始愤怒。美帝国主义历史罪孽的必然报应一——在这一刻显现了。历史的因果感——尚未降临到歌舞升平的美国人身上。然而应得的教训的首先是我们— —我们有必要再想一想沈崇事件造成的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刻后果。我们的生活不像日本人那样舒适，我们在战后得到的好处不及日本的万一。但我实在担心处在美式日光浴初级阶级的我们，在国家基本权力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没有失掉像其他的苦难民族那样的警策？” 最近台湾的局势对我们的心灵就是一场考验。美国国会的乌鸦们——他们代表了某一些民意——张罗着“武装保卫台湾”。正如我们所料想到的——好像是五、六十年代对峙的重演，第七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洋，当成亿的中国青年热烈而兴奋地讨论着一切可能时，想过没有？假如一切临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底气，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美国佬大吼一声： “你敢？！” 我心里回荡起黄尊宪颂扬黑旗军时那首战鼓般的诗！我说过了：中国是一个有热烈文学情感的国家，诗酒般的画面可以一壮我们的行色。但是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思维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但怎样才能叫“现实的态度”？如果构成我们国家基石的起码要素都不能成为最大的现实，那么还有什么能算得上是“现实”的？我们部不愿意看到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甚至说了：我们不愿意看到因为使用武力而使整个国家出现困难的后果。但深厚的历史感将使我们在美国的耀武扬威面前涌起高贵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铣足蓬首地以血肉之躯迎接美式火箭，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的规律告诉我们的。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大陆开高尔夫球场的台湾老板：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立的人会有多少？他回答说：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五。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对台独最有利的预测是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拔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于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对我们来说：台湾的从属地位是真实的，不容辨别的。当李惠堂被国际奥委会驱逐出会场时，他说：美国人越使劲越糟。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淤弋，导致内心受折磨的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那个彼岸。那个彼岸突然发现很孤立，很疲惫。它的内心在说：打一打，没关系，然而它更沉默的内心说的却是：我经不起折腾了。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心灵上有这么一次短兵相接，这是两国人民意志上的抗衡。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道德观的考验。我们退一千步来设想：即使上苍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设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好比你和你妻子逛公园，歹徒用刀逼着你抢走你们的钱财，你忍耐下来了。然而歹徒并未罢休，他示意你滚蛋，并胁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这时，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仁义的情怀令你反抗了，并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很难将此认同为一种智慧的。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流血会让歹徒的淫兴消退，流血会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逃脱厄运，或以自尊的悲壮的心消除自己的耻辱感。流血将在未来岁月中向歹徒复仇，它将在命运上对作恶的人以压迫。尼泊尔前国王马拉享德写道：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堂·吉坷德式的战斗形象绝对不是以雅滤的意义照耀人类的。二十世纪的事情证明：公理会战胜强权，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缺乏道理勇气的。所以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出这样一声： “你敢？！”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领袖阶层才放弃了毛泽东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有关动员。全世界为此舒了一口气。前苏联的一部反华影片对中国托儿所孩儿们玩耍的镜头作如下解说： “在世界各地的幼儿园里，玩具枪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但在中国，玩具枪是孩子们唯一的玩具。” 言外之意，整个中华民族，从领导人到小孩都“好这一口”。“黄祸”的恐惧心理，与我们对帝修反的嫌恶和警惕心理，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谁也不比谁松弛多少。我们曾经无限激动地向往有一天的来临，指望那一天改变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那一天也许是：苏联红军冲进了我们的课堂，枪杀了我们的老师，烧掉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班干部当了汉奸，而我们（当然包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齐齐到背后去找队伍，再也后的幻想，自然是《青年近卫军》跟《英雄小八路》的混合物。自然的，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或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人成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我们对上述事物的鉴赏，包含了对传奇的追求和武夫们勇毅精神的倾慕。这注定了我国人民战争观的东方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谓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都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没有攫取的成份。中国人民的集体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甚至中国人的对外战争也缺乏一种基本倾向：即暴力倾向。中国的战争正史是一部仁义之师“恭行天罚”的说教史——我们的父辈常常向我们灌输这种“战争道德”。毛主席逝世那天下午，我们一齐蹲坐在球场上。在丧父的哀痛中聆听了那个对全世界的许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二十年来的事情证明：中国是尊守了这种国家道德的。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钝而“口将言而喂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任。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 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标。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做的事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么，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 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绪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退出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一 ——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之间谁都有了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时空中它永远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一个广大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使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问：到底咋啦？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嘤嘤。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册充斥了白砂糖、猪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年，她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回事情。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福音。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式。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造成。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剂。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同样的，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政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赖”。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采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打开我们的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苦经验。因此增加对世界贫困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赖”。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在动力。时髦人物的政治花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 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期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于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打，柬博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种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占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太那么“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它所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他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息，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理呢？是什么令我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付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别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组合一下，使之成为有世界气魄的新闻产品。他不这样做，他是把其中对他的立场最有利、对公众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两个画面重复那么七、八次，其他的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画面，只要是他认为对其武断不利的，他会毫不犹豫地隐去。美国的新闻好不好看？好看！连我都这么说，因为它确实像艺术广告，很精采。还想不想看？对不起，ByeBye，尤其是美国人几次对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惊人歧误之后，我越发坚信我的上述判断。美国的歧误是有祸心的，它就像童话里吹魔笛的小丑那样，引着城中的老鼠向别处走。美国的世界阴谋，就是以魔笛呼唤世界各国未来的领导人，循着它的动静向它靠拢。然而就在它陶醉于广告奇效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要举手发言。我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发言者。而且中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数。早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就讥嘲中国是“有一等雄心的三等国家”，这种理念支配着它的政界要人同我们打交道时，自傲多情地悲我们的天，悯我们的人。尼克松最爱唠唠叨叨的一个细节，是他如何如何去抚平周恩来那一颗受伤的心灵（编得有鼻子有眼：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耸耸肩膀，摇摇头，说声 “NO”扬长而去）。尼——周之间的握手固然是战后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然而尼克松急吼吼的抢先握手又基于一个认识错误——这个错误在当时看来是史实性的、不那么重要的；现在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谬误从中美重逢的一开始就在作怪，且演变为中国已经日趋富强的时候，这种谬误开始兴风作浪了。有人间：如今在中国在安理会上比较频繁地投弃权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有逐渐丧失对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同样的疑虑也诞生于这佯一个事实：即中国援外政策的巨大变革。而事实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是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当事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中国正在为未来大国外文的巨大能量积累功德。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孽债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报应，而且势必将面临一场世纪末式的总清算。美国世界性能量的全盛时期的标志——欧洲煤钢联营、中央条约组织、中美洲果品公司等等，有的已经更生，有的在人民革命中土崩瓦解。有一种变化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在国际会议会场上，每当出现谴责美国霸权的声音，美国代表，总是非常傲慢地站起来，下巴一摆，像黑社会老大似的指挥着欧洲的和第三世界仆从国的代表集体退场。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美国国内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败坏已经形成了孽果，这一点用不着再做预言，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成熟的世界：“沉默的大多数”意欲发言的世界。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困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我指的是像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那些战后世界革命橱窗式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古巴、南非和正在诞生的巴勒斯坦，皆以巨大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寄予中国以希望。上述国家可谓说代表了第三世界的民意。认可能性上看，中国几乎可以跟所有的主要大国及国家联盟成为密友，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形象方面美国所不能匹敌的优势。百余年前汤因比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未不再成为超前的了。我再将其内容明确一下：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时间表就在我老去之前。中国目前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极端类似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且赶超的时间表是跃进式的。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墨西哥那样的歧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而过去最玩世的先锋分子已经变得很有出息，并且成为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思想繁荣的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看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给中华民族一颗坚韧的心，引我们走向至大至美的二十一世纪。下个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井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我唾弃那种中国人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支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佯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身上这件T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俏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五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呆了三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有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再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摄氏四十多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啊？她就那么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能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我们还记得多年前的费翔热。当这位三流歌星来到上海时，不知多少女青年赶往万体馆想一睹这位有西方血统的歌手的丰姿。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的花絮：两个女青年站在印有费翔照片的演出海报下，对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争执不下。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症结。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像宋强所说的那样，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又出现了某种臆想，他们暂时变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今年三月七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三十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建议，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佯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 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很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前些日子，我在《小说选刊》上读到一篇小说，具体内容忘记了，但里面有一个情节却引发出我的感慨：某外企老板特别青睐他的一位中国雇员，井准备把他送到国外培训以便能回来后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这位老板带着喜爱的雇员去吃西餐，不厌其烦地教他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喝汤。当雇员用勺舀咖啡喝时，老板厉声制止：“不对，把勺放到小碟上端起来喝 ——千万要记住，没有那种喝法！”（大意）西方人来我们中国用筷于是种什么情形呢？简单他说，怎么拿的都有，怎么用的都有。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为自己在异国的种种尝试感到趣味无穷，一边把筷子并在一起去碗里捞菜——而中国人则是宽容的，甚至根本不会想到去取笑他们。老外嘛，用筷子笨拙一点并不丢份。那么，为什么我们去外国就非得熟练老道得跟他们无异地使用刀叉，为什么非要把他们的姿势和咀嚼动作模仿得维妙维肖呢？难道刀叉是文明，而筷子只是猎奇的对象？去他妈的吧！如果要谈文明，我只想说，刀叉其实最落后于时代——我们的遥远的祖先在掌握了如何使用铁器后，就是用刀切开野兽的肉在烘烤以后再叉起来吃的，西方人只是把刀叉专门化，而且做得精致了一些，其间的进步并没有质的飞跃。而对筷子的使用则不一样，它对手的要求很高，对人的协调力也更苛刻——而且，它更具有艺术性以及对和平的象征性的渴望。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XX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前台计房时告诉你的是XX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进宾馆你整一个在国外的感觉。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漫延的可怕后果。有很多喜欢舞文弄墨的家伙到国外之后，很快就能弄了一串在国内畅销八方的书来，什么《北京人在纽约》、《纽约上空的夜莺》，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做老婆》等等。从书外披露出的种种情况看，全是精神失衡之后的自我补偿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于是虚构了一个易于被自己操纵的世界：金钱、性、豪宅、声名再加一点忧郁，利比多释放了，而且还成了旅美旅澳什么的作家，真是一举两得。还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是找不到的呜王先生几次恋爱受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方面去找原因了。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的（特别是有钱的男人工天堂，他尽情享乐，与一个又一个东方少女相互使用性器官。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在即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咖啡时，他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地走了。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片位置上是新盖的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了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 结局是美好的：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着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一个人来了中国。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大花花，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 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佯，随时随地分泌。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我快窒息了。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我唾弃——啊呸！遏制，反遏制，反过来遏制 1．“遏制中国”己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尽管美国本土的一些有识之土也在告诫自己的政府“不要同中国打冷战”，比如基辛格，他就认为同中国对抗对于美国来说代价太高了。但在事实上，美国近几年来对中国实施的完全是一种遏制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软硬兼施”，尽管形式上各不相同，其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中美关系何以走到目前这样的危险边缘的主要根源。深刻的意识形态歧见，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倾覆姿势，霸道的国家主义和领袖欲是美国人之所以“遏制”的基本出发点。另外，我认为，整个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知识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深刻、明晰和全面得多。一九九二年上半年，我曾与一个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美国留学生韩盖德同桌共餐。席间，我们因为西藏问题争论得差点不欢而散。韩盖德的观点是：自从中国“侵占”西藏后，每年都要从那里攫取：上百亿元的财富，井由此造成了整个西藏的贫困落后，人民生灵涂炭——这简直就无从讨论了，他可能以为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是多么丰衣足食、歌舞升平、繁华似锦呢。“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么认为的。”——韩盖德反复这样强调。想一下吧，在一个传媒高度“自由”、“发达”、“公正”的国度里，竟然对中国生发出那么多“稚童”的观念，对东方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偏差，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的一件事！认为中国是一个苏联式的扩张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有必要“让它呆在窝里，别出来惹事生非”（美国一参议员语），这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最近，中国军队在台海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及此前的中国政府在南沙群岛、钓鱼岛等的一贯立场，都被美国视为中国搞军事扩张的一个征兆。但是，请问美国的政府和国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对包括本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有争议的领土提出主权的权利？难道中国只有很大度地拱手相让才能证明中国没有野心？至于台湾问题，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一与台湾岛的台独猖撅有关，第二显然与美国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有关。美国的那些政治家内心绝对不会愿意大陆与台湾顺顺利利地实行统一的。如果统一，他们手里对付中国的筹码不是又少了份量很大的一块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人的态度既理智又明确。第一，我们希望能和平统一台湾；第二，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被外国势力所干预，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两个观点，我觉得每一个富有智识和公义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不管李登辉如何辩解，我们只要读一读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就可以对其用心予以洞察。所以，如果把中美关系的今日格局仅仅理解成为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误解和意气用事就有点牵强了。为什么偏偏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你们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什么不能放弃武力好好地坐下来谈呢？谈一百年也没有什么嘛，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不要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领导世界上己任。在台海演习时，美国的决策是愚蠢的和不慎重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才是一种公然的挑衅。美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也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如果有谁认为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维持自己的长久的霸权地位和冷战后格局，不择手段地使用阴谋、谣言及武力威胁与贸易制裁，它除了能短时间地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外，其后果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来讲也是灾难性的。请看看《中国青年报》在1995年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吧，美国已经成了中国青年最为讨厌的国家了——与一个有十数亿人口、有几千年文明史、正在重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畜意为敌，其政策也太不明智了。（见《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27日第四版） 2．只要遏制存在，反遏制也将成为中国的长期战略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卸任回国后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本书值得国人一读。当然这并非说书中的所有观点本人都同意，至少该书作者是在对中国有了充分的认识、理解及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本诚实的、公允的著作。中江认为，美国在七十年代初期并非像它口头所说旨在加深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接近中国的，换言之，美中关系正常化只不过有利于其对苏联进行遏制而已。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检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近二十年的第一步，美国的所有动作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个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一，千方百计使中国变得为它所用；第二，为了使中国变得能为它所用，先让其的国家统一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把自己的 “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进而使中国如同东殴及前苏联那样一夜间改朝换代—— 这就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所有的侥幸心理都必须抛弃。反遏制，这是中国在中美关系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在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遏制中国的步骤中，我们都必须针锋相对，绝不能有一点点姑息与宽容。比如说，如果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使美国“保卫台湾”的决议成为有效的行动）如果他们使《与台湾关系法》临驾于《中美上海公报》之上，并且违背“上海公报”的基本原则，使出口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逐年提高；如果他们继续鼓动李登辉二度访美；如果他们坚持向达赖集团派遣特使……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中美关系的级别降低下来。对于被西方列强宰割、掠夺羞辱了多少年的中国来说，尊严，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举世公认的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被邀访问华盛顿，但又不承认是国事访问——难道是像李登辉那样的“私访”？在这一点上，中国坚持了原则，获得了尊严——我们不去华盛顿。并且所有的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将来，无论哪一任美国总统想访问中国，我们最好也希望他以旅行和休假的形式来访。这并非什么意气用事，也不是睚眦必报。因为我们必须告诉全世界：谁也别轻慢中国— —否则，他将会背上一笔长久的债务，可能会加倍地偿还。 3．对于美国的霸权行径，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遏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掌握主动，仗义直言地维护本国及其他弱小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美国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欺行霸市，胡搅蛮缠，我们就应该尽其所能对它进行有效的遏制——以上观点是我和周围的一些朋友一致认为的。进而言之，这不但是我们的权利所在，也是我们的义务使然。在前一段时间古巴击落从美国领土起飞的、进入古巴领空的古巴流亡者的飞机事件中，我们赞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正义的、智慧的举动。在事实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美国借自己正值安理会主席国的有利地位，大造声势，瞒天过海，甚至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把戏（通过驻外使馆使古巴外长延迟入境）也使将出来，妄想匆忙炮制一个谴责古巴的决议—— 哪里还有什么公义可言？中国代表那时体现了一个负有责任感的大国应具备的态度——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阐明事实和观点的机会？联合国虽设在美国纽约，但它并非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府，你已经有多少次行联合国之名而取自己所需了？古巴，一个选择了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南美小国，几十年来一直被美国的强权政治及经济封锁戕害——这也可算是怀壁其罪的一个国际例证了。美国经常攻击一些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可言，那么，既然你所奉行的是多党政治，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中你不能容忍多种意识形态、多种国家体制的存在？必欲剪除而后快？你们的民主精神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体现一丁点呢？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从此更加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中俄相互迅速接近虽然不具有五十年代的那种结盟性质，但在这两个有着漫长边界的伟大国家各自经历了一段一言难尽的劫波之后重新执手相看毕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现在可以说，两国的关系比五十年代少了些浪漫，多了些真实——因而可以发现得更为成熟、久远而少波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战略伙伴信任关系，而且双方都应认识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决定正义与否，而且在超越意识形态之后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应该看到，北约东扩对俄罗斯人的心灵震击之大、伤害之深是难以言喻的，这其实还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遏制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整个西方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华约不复存在之后，美国把自己的利剑顶住了俄罗斯的鼻子，使其在自己称霸世界之前已经不战而屈，而且永远失去了恢复昔日荣耀和大国地位的能力——这着棋既毒且狠。所以说，当前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有了相互连接在口起的基础。在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是不太愿意在美国的指挥棒下跳舞的国家，所以对中国而言，法国更具亲和感——虽然我们两国的关系也颇多周折；但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文传统、自信、坚强并且有着光明前途的民族。它们的电话、文学、绘画和领导人与美国相比显然更有魅力。法国比美国少虚伪，多公义；少霸权，多独立性。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希望希拉克主义能继承戴高乐主义的优秀传统，不要屑于在西方合唱队中担任一名合唱队员，而是以自己的独立的悦耳的声音歌唱。我们记得，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戴高乐先生领导的法国——所以他现在成了举世公认的伟人，我们也永远记得他的名言：“不要等它（中国）在使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时候再去被动地承认。”斯言真哉。在亚洲国家中，马来西来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对美国说不了。马哈蒂尔就曾经针对美国的伎俩这样指出：他们先跑到一个国家去散布“XX威胁论”，让这个国家买他们的武器；然后再到对方国家去同样摇唇鼓舌，既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军备竞争，自己又赚得大笔利润（大意）。真是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个好商的嘴脸。新加坡人的骨头同样是硬的。我们还记得那个在新加坡违法乱纪的美国青年费伊，他被新加坡法庭判处鞭答后，整个西方世界都一片哗然，克林顿更是对新加坡软硬兼施，要求免打。他此时可能忘记司法独立这一概念了——或者说，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但别国的刑罚就必须依其意志行事，否则就是野蛮和落后的。这分明还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心态在作怪。所幸，新加坡人照打不误，畅快淋漓。这样的鞭答正是对西方价值至上主义和司法歧见的拷问。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我们应该与周边国家建立长久的、相互信任和依存的关系，每一个亚洲国家都要谨防成为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相互间应求同存异，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及相似的文明背景下共存共荣，对外国势力在亚洲的存在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种族歧视和强权政治不可姑息，只能遏制，这样，我们才能适应新亚洲时代。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美〕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强烈否认美国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正在努力遏制中国。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纽特·金里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全国见面》节目中说，我们应当帮助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府，他马上接着解释说，他的真正意思根本不是指的颠覆。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外交辞今？因为对一个新兴的、有威胁性的中国采取任何合理的政策都会有两个组成部分，即（1）在中国不屈不挠地扩大其势力范围时予以遏制；（2）颠覆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但仍然残酷无情的独裁专制制度。不许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可以容许论说文作家说出这样的话。遏制的意思是不是指同扮演旧苏联角色的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并不完全如此。这场斗争并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苏联在即将瓦解之前一直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都有同情者。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已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如今的中国更像是个旧式独裁专制国家而不是执行救世主似的任务，它一心追求权势。它更像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中国的邻国现在也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中国正在把其势力扩大到南中国海，宣称靠近它的4个紧邻但处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之内的一些小岛是属于它的。这些小岛距离中国数百英里。俄罗斯和西方的国防开支确实已经减少，但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大幅度上升，在过去的10年内增加1倍。这些经费正用来发展洲际导弹、实现陆军现代化和建立一支远洋海军。中国并不仅仅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新力量。它现在把导弹和核技术输出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中国同巴基斯坦的联系是对中国的宿敌印度进行侧翼包围的行动。伊朗是个可利用来给旧的帝国主义分子西方制造麻烦的国家。遏制这祥一个恃强凌弱者必须从它尚处于早期时开始。这就是说要同中国的邻国建立关系，先从同越南建立关系开始。尽管我们决定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出于感情冲动，但是冷静地看一看，这样做的意义是地缘政治性的，即越南是中国的宿敌（它们两国曾在1979 年进行过一场短时间战争）。因此，我们必须使越南成为我们的朋友。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可以了解到遏制战略的其它组成部分：（1）同民主的印度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印度现已摆脱它同苏联结成的古怪的冷战联盟；（2）延长美日联盟，该联盟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决意要在日本京都出售汽化器，这样一来它就危及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的基础；（3）巴结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人在别处是多么的犟，他们与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太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21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但是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金里奇无法明确鼓吹的事情，即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颠覆这个政权要从毫不动摇地支持像吴弘达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吴弘达因为他从事争取人权的工作而现在被关押在中国，对他提出的罪名是他从事间谍活动。从道义上看，支持吴弘达的理由是明显的。但是除了道义上的理由之外，还有政治上的理由。美国曾经遏制过苏联，但是从内部推翻苏联制度的是索尔仁尼琴、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吴弘达和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的人是对中国独裁专制制度构成的最大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以极其凶恶的态度对待吴弘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吴弘达的一边。经济制裁起不了作用。美国过去曾对经济比较疲软的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发展的情况下，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那就更加没有用处。最好是公开地进行争取人权的斗争。不让北京主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对北京的严重打击。不让中国按照它所希望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北京的严重打击。其次，希拉里·克林顿应当答应吴弘达妻子的请求，在美国带头抵制预定于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像中国这样一些政权都渴望得到这种事件会带来的合法性。不让北京主办这种活动就是发出严重的信息，即要么实行自由化，要么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我们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为了换取容忍和民主化的表现才给予这种公开的特殊待遇。遏制的目的是要防止战争。但是，促使政权友生变化，使中国成为宽容的民主国家，则是和平的更可靠的保证。现在是施加压力并保持压力的时候了。（美《时代》周刊摘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要走火针对台岛内的分裂主义倾向甚嚣尘上，中国力求通过各种方式予以阻遏，虽然现在的局势从表面上看趋于平静，但是，树欲动而风不止，转机并未真正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少数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愿意看到大陆与台湾实行统一——即使如美国所宣称的那样，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恐怕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也是极不痛快的。一个正在逐渐显露其重要性的、在意识形态上迥异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有好处的。这种分裂分治的现实可以逼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受到羁绊和干扰，而美国又可以随时随地打楔子。含混不清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的表述，国会与政府之间的看似对立又能迅速协调的政治把戏——以此手腕来操纵两岸关系的风云，并且还能巧妙地深藏私心，实在有点自欺欺人。比如说：“签订了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然后再通过国会整出一部《与台湾关系法》，一旦台独主义者马蹄声急，而中国政府、不得不严肃地表明态度时，华盛顿的国会山便扑腾起来，一边叫嚷要重新定义《与台湾关系法》，使其能临驾于中美联合公报之上，一边找出词条，因为在那个“关系法”中，美国人只是“支持两岸和平统一”，所以，武力是非法的，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如果中国不承诺不便用武力，美国就有“保卫台湾”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这么说，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其实与美国不无干系；中央情报局的帐号上为台湾的分裂主义分子拔出多少款项以便其羽翼渐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大白于天下。然后，美国人再要求你和平统一。此时，台湾似乎成了美国利益的一个符号，而不是中国隔海相望的领土。进而言之，美国的战略是，第一，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第二，剥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有使用和平线以外的手段的权利：第三，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让中国不能妄动，否则，就是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构成威胁，因而必须遭致惩罚和唾弃。但是，美国不要忘了，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并不会按照它的思路走。进一步说，中国的原则的确定并不是哪个领导人甚至哪一届政府心血来潮时一笔挥就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原则，既体现了国民的意志，又考虑到两岸的各类变数及外国势力干预的各种可能性。正如江泽民所言，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没有哪个领导人敢于无原则的妥协，因为那将会使其成为历史的罪人。美国将两艘航空母舰派往台湾海域，以“尽可能地发出强硬而明确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明确的：如果两岸开战——谁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场面——美国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干预。这个信息同时也是含糊的：因为它仅仅是信息；如果美国要付诸实施，我相信它也会计算到底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首先，它能够像对付伊拉克那样，让许多西方国家集合在它的周围，以联合国的名义 “合法”地与中国对抗吗？” 其二，它能在亚洲国家找到一呼百应的盟友吗？其三，中国不是伊拉克：中国没有去侵犯另一个国家，中国是在为主权、领土完整而战（这一点，联合国的决议已经昭明）；中国也不可能像伊技克那样在狂轰滥炸之下顷刻便附首称臣。并且，美国在亚洲的几次战争并未能全身而退，如果悍然与中国对阵，那意味着它所进行的是本世纪最大而且最胜负莫测的赌博。这并非说，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抗衡，更不能表明中国穷兵黩武。如果中国甘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只是因为如前所述，谁坐视台湾的独立，谁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我们也应该向美国传递以上这样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所以，美国目前应该做的，是尽量少让台湾问题复杂化，很清楚，整个事情的转折点正是因为美国自食其言，使李登辉获得了赴美签证——它的象征意义及微妙性并非美国不能了解的。如果以此来探实中国的忍耐限度——试试水温——那么中国无疑会被激怒，因为美国选择的是一个最为敏感最有禁忌的部位。说得不客气一点，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私处”。基辛格博士说：“如果敌视中国成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我们就将找不到同盟者。对中国而言，台湾不是一个外国，而是一个1895年被日本占领，从而开始了对中国领土蚕食的岛屿。中国对这种被认为是分割行动的反应，犹如当年美国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企图脱离美国的反应。” 不能据此说，基辛格就是一个亲华人士，只不过这位美国的前政府高级官员更具有正直开明的气度、尊重历史和自己心灵的勇气及个人智识与战略目光。我们也不能说，美国国内的其他人士（如金里奇、杰西·赫尔姆斯等）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与基辛格相比仅仅是认识上的差距。唯一的结论就是，中国统一被视为一种危害美国的长久利益的行为，必须尽其所能，使台湾海峡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很显然，一旦问题变得严峻和必须选择时，美国将“很难找到同盟者”。支持台独没有历史根据〔美〕莫里斯·迈斯纳中国又开始在台湾北边和南边的海域试验它不断增加的导弹力量。从去年夏天为抗议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进行第一轮导弹试验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敌对。台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但是，台湾历史上没有什么支持台湾独立的东西，国际法上就更少了。除了土著人（通常认为的南洋人LAYAN），台湾到15世纪或16世纪才见于史书之中，那时海盗和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荷兰来的商人把它作为基地。在17世纪的中叶，台湾成了被打败的明朝的最后堡垒。明朝最后的军事保卫者、冒险家郑成功离开大陆，在击败荷兰人以后，确立了他在台湾岛上的统治。 1688年，胜利的清朝又把郑成功的后代迁走。台湾并入中华帝国，在以后的200年在行政管理上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府。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才开始从大陆大量移民。多数移民来自沿海省份福建和广东，那些人的后代现在被称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从民族、语文和文化方面看，他们同住在他们祖籍省份的各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台湾现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的战争中，现代化的日本击败腐朽的清政权的时候，日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战利品，归它所有。台湾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日本失败后，台湾归还中国。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毫无疑问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多数台湾人也这样认为。若不是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很可能是短命的。那场战争使蒋介石政权依赖第七舰队，使台湾成为事实上的美军保护之地。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并不完全是从民主的理想出发的。在50年代和60 年代，蒋掌管的是一个严密控制的极权主义政府。然而，国民党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台湾的统治者，而是把自己说成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毕竟是它存在的理由。 1972年的上海公报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军要撒出台湾。纵观台湾历史，显然没有支持台湾独立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根据。除了中国在西太平洋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外，台湾（和大陆）还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台湾独立的远景黯淡。看来可能的是这样一种前景：在承认台湾20世纪独特的历史的基础上，在大中华的框架内实现高度的政治和经济自治。这种安排只能由中国各党派自己作出。如果美国政府出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介入中国内政，那么，（台湾）实现真正、持久自治的可能性也将会减少。（摘自美《洛杉矾时报》）美国的外交是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以诚实信义为本。每一个国家都应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可以不择手段、出尔反尔，甚至施用欺诈、设局、造谣惑众等令人不齿的伎俩，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很多场合从不讳言自己领导世界的使命——姑且不谈他们的这种“无降大任”是否应属自作多情，但他们在外交上的一系列浍使人存疑：这个国家到底是幼稚还是狡猾？美国让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就是一例，当时，克里斯托弗亲口告诉中国外长钱其琛，他说美国不可能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因为那样做是违背中美之间的三项联合公报的。这就是美国递给中国的口信，而且有几点需要说明：一、克里斯托弗说这番话时并非在他们家厨房里说的，他是以一个国务聊的语气向另一个当事国的外交部长给予了承诺；二、克氏给予这种承诺时不是在酒后，不是在“心神丧失”（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常用语）期间，也并未收到胁迫和诱导———中国人相信了美国人。谁知仅隔一个星期左右，白宫又正式宣布将给予李登辉的人境签证。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他们发言人为政府的举动提供了理由：李登辉此次赴美仅仅是一次“私访”，他只是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回他的母校参加一项纪念活动——在一个以自由和民主为本的国度，对这样的访问没有理由加以拒绝，故而，李登辉先生访美并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难怪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来访进直言中国人对此有一种被出卖和被凌辱的愤怒心情——“他们总是有理，他们总是正确的。” 不能给李登辉签证，因为那不符合中美三项联合公报。应该给李登辉签证，因为它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 ——到底哪一个声音是美国的声音？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人是怎样完成这项从违背到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论证的？美国人是否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传达一种态度：我们怎么说都是对的，因为现在是美国的领导世界。简直近乎于泼皮无赖了。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两年前的“银河号”事件。这是美国人在国际关系中又一次扮演 “舍我其谁”的世界警察角色，贼喊抓贼，无法无天的丑恶嘴脸大暴露。你可以逼迫中国的船只接受你的检查，因为你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银河号”装有运往某中东国家的违禁化学品。如果“银河号”拒绝检查，那么全世界马上便会闹腾得不亦乐乎，因为中国人肯定干了见不得阳光的勾当了；如果“银河号”让你检查。这便能又一次确证你的权威— —没有美国管不到的地方，没有美国管不了的事。祸心重量，动机险恶。那么，当你们在“银河号”兜底翻之后，有没有向全世界认认真真发布告示，有没有怀着愧疚的心情为中国洗清冤屈？你们没有道歉！据此可以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时时表现出一种既专横霸道又用心险恶、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可憎面目。捕风捉影、独自尊大、虚伪无常、不负责任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几种基本特征。美国人拖欠联合国十六亿美元会费，最近一些国会议员竟然怂恿他们的政府把这笔帐一赖了之。但是，他们在联合国却又能颐指气使，炮制这个议案那个声明，挟联合国以令全世界——实在是咄咄怪事。我觉得，倒应该针对美国提出一个议案：如果拖欠联合国会费达到一定数目，超过某个时限，就应该自动丧失会员国资格。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具有这样的义务一要勇于承担起在全球范围内反不公平的角色，对于某些大国势力利用联合国来损人利己、惹是生非，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大声说“不”。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就江泽民谈话内容答记者问问：尼克你对中国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有什么要说的，特别是他仍然说，美国决定让台湾总统访问我国一事使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第二，他说他愿意同台湾总统李登辉互访，对此，你有何评论？第三，他本月晚些时候与克林顿总统举行首脑会晤时是否将要求克林顿就台湾问题做出进一步的保证？你是否有…… 伯恩斯：关于第二个问题，那的确是该由中国和台湾领导人来决定是否举行会晤的问题。关于头一个问题，我不会使用那个词，因为我认为美国一直在同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和坦率地讨论那个问题。今年夏天，我们曾多次谈到这类问题。我们重申美国在这个地区奉行的政策是以一个中国为依据的。我认为在10月24日的首脑会晤时没有必要花很长时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我确信会提出这个问题。问：我可以接着提吗？具体他说，江主席在一次访谈中说，在美国决定让李登辉访美之前一星期，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显然是对这里的中国使节——说，让李登辉访美是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的。我对你提出的问题是：国务院或国务卿本人在美国宣布（让李登辉访美）之前是否向这里的中国使节做出这种保证或说过这样的话？答：嗯，曾经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使节（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无法——我记不起在那些会晤中谈话的所有情况，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公开地、详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同中国政府非常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了解我们的立场，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重申过。你们知道，三四个月来，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对发签证和台湾问题以及我对中国问题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我们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奉行的不是一中一台的政策。在美中关系上，关于这一点的确不存在什么神秘莫测的事情。当两国的总统和主席会晤时，我相信他们将好好地交谈，回顾过去几个月的历史。但是他们的确无须再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的说明。问：尼克，中国主席说，在宣布（李登辉访美）之前一周，国务卿对他或对中国方面说，这种访问将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这是否属实？答：我想，你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在其他场合提出也许是合适的，但是现在提出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一向认为江主席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是非常直率的，我相信他在私下讲话时也是如此。但是你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让我们别再提了吧。让我们着手为中美关系办实事。我们两国应当建立良好和稳定的关系，应该讨论这种关系中的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些将是关系列美国和中国进入下世纪的前途的问题。问：尼克，你能证实国务卿的确曾对中国大使说过那番话吗？答：不能。既然我们将继续谈这个问题，那就让我再回过头吧，我不能证实私下……我不能证实我们私下同中国人讨论时所作出的内容。在那个问题上，我无可奉告。在发签证之前和之后，我们在同中国人会晤时谈了许多事情，而有些事情没有提到。我不准备谈《新闻周刊》刊登的报道中所说的任何问题。坦率他说，我对这样做并不感兴趣。我是说，让我们着手为美中关系办实事。问：我有否接着再提个问题。4月17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纽约会晤中国外长钱其琛。据说当时美国一家重要报纸在非常显著的位置刊登一则消息说，国务卿对钱先生说，他亲自就这种情况征求了意见，找了一些国会议员，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想阻止李登辉访问美国“那是办不到的”。这是否属实？在国务卿和钱先生4月17日会晤时是否确实传出这样的消息？答：好吧，现在就让我对卡罗尔破一次例吧（笑声）。我之所以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是因为我参加了那次会晤，并且记得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4月17日在纽约会晤时，国务卿的确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表明，美国国会主张给李登辉发签证的情绪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一天谈话的非常个体的内容。问：尼克，国务卿本人公开说，他也许没有把这一点对饯外长说得足够清楚。答：我记不得那番话了。组建“反中国俱乐部”即不光彩也不会成功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对手的日子既寂寞又无趣。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宣称“自由世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冷战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带给他们的快慰和兴奋并没有持续太多的时间，美国立即发现，如果不寻求一个新的对手，如果不为自己及盟友们树立一个公敌，并群起而攻之，而遏制之，那么，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将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听任这种矛盾的激化和漫延，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基础就会一朝崩溃，最后使冷战的胜利成果变得滑稽可爱，意义趋向零。这对美国来说，确实太可怕了。 1．卞和无罪，怀璧其罪于是，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靶子。当中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时，它已经和“邪恶”、“威胁”、“不遵守规则”这类词连在了一起。首先，尽管中国一直强调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受到阻滞。但美国却不然，只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异类的”，而“异类的”国家是可以不需要提出其他理由就可以予以攻击和剪除的。其次，中国已经以其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广阔的市场和对国际性问题的独特看法越来越引起世界瞩目。换句话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成为世界范围内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无疑对美国的霸权心态投下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亚洲的世纪的来临，对于美国势力在该地区的传统性存在提出了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冲绳市民对于美军基地所表现出的空前不满和愤溉，我们也听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开始疏离和厌恶。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把“中国威胁”作为一项理论提出并千方百计使其成立乃是当下非常紧迫的任务。 2．美国正抓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要想使“反华俱乐部”拥有相当数量的、相对固定的和坚决的成员，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寻找到这样一些国家，他们能够在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彼此一致的或近似的利益；这些国家将面临这样的可能：中国的发展壮大会使其无所适从，如果在他们与中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领土领海争端），那么，中国的大国地位的日渐上升将会让他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南海诸岛、钓鱼岛以及台湾、西藏问题都是美国人为形成这样一个反华联盟而随时随地能够大加利用的牌。美国一国会议员（我怀疑此人小学有没有毕业）最近大放厥词，他说，南海诸岛离中国本土如此之远，（中国人）居然还对此提出主权要求。这种说法只能加深我们对美国国会的人员素质的怀疑。我们不能说，阿拉斯加远离美国本土，它就不应该属于美国，因为它看上去更应该归属加拿大；塞班岛离美国更远，它更不该属于美国，因为它看上去更应该归属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人的理论就更加让人莫测高深了。他们认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对台湾实施过统治——其潜台词即是：台湾已经基本上不能算作是中国的领土了。他们把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几百年来的凌辱与宰割所产生的后果当作既成事实，逼迫中国人接受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这完全是一副丝毫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嘴脸。在任何没有道理的地方，他们都能建立真理。所以，哪怕一个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建立台湾共和国，是为了使台湾独立于中国，这种政党的存在也只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中国的批判、抑制或者几次军事演习就是不可原谅的，就是加深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就有必要吹起喇叭，带领一干人马围攻中国。这是哪一家的逻辑？多年来，美国总是力图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打进相互不信任的楔子。他们利用几个国家都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一事，不放过任何机会宣扬中国威胁。这种做法真是一箭多雕：第一，他们的军火生意会越做越大；第二，东南亚国家必定会紧紧依附于美国，从而形成一个不自觉的对中国的包围圈；第三，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有了合法合理地保留下去的理由。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总统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这个文本看来，日本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加入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这个宣言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东亚驻扎十万美军。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与一个敏感地区的某国建立精神全新的安保体制，里面包含了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阴谋。作为一个“国权模糊”（中江要介语）的日本，如此行动确实意味深长，这预示着日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部要把中国作为一种假想敌来确定自己的方针战略。在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之后，美国防部长佩里对报界发表谈话，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认为，中国以军事演习名义发射导弹是一种威胁，是想让人产生恐怖心理，我们现在也这样看。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是想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惜使用武力。这不仅是针对台湾，也是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美国认为维护西太平洋的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使用武力的准备是重要的。” 这番话明确无误地表明，首先，美国不惜使该地区情势复杂化；再者，美国通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游说和宣传，其建立反华俱乐部的主旨正在迫不急待地予以显露出来。 3．中国绝不能后退半步对于美国的阴谋，中国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表明：任何外部势力对台湾的于预都将被视作是畜意与中国为敌的不友善的举动，妄想使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要求将不可能得到回应。同时，我们应展开全力方位的、细致务实的外交，晓喻世界各国，使他们理解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考虑和长期战略。既然联合国有关决议已经对“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概念予以确认，那么，中国反对台岛独立的任何举动都符合国际法的。而美国国会所谓“保卫台湾”的叫嚣只应看作是美国人不明事理或者心机险恶的又一供词。至于南海诸岛，中国有阐明自己立场的权利，即一个国家对有归属争议的地区应该具有提出主权的权利。这个问题虽不容小视，但也并不严重。中国对此已经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重要的是，几方能够坐在一起，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几方立场暂时无法靠近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未尝不是明智的举措。一个基本前提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人在该地区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仅仅因为领土争端就把“中国威胁论”引入以期建立一个反华同盟将会使所有当事国都会付出代价，而渔利的只是美国。再谈到日美安保体制的意义确定，这似乎不太让人吃惊。在国权问题上，日本现在确实比较模糊。这与他们在战后的立国政策有关。日本是在美国的扶持和帮助下走出二战的废墟的，几十年来，他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国家意识上都受控于美国，成为一个被美国所监护的孩子——日本的身份比较尴尬，他们的富豪可以凭借金钱购买美国，但他们在国际上的发言却很少有真正的自己的声音… 不要指望日本能真正地亲近中国。他们的立场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鸿沟已越拉越大。在中国的核试验问题上，日本这次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甚至以冻结对华贷款相威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中国了解日本国民的感情，因为“日本是遭受过原子弹之害的唯一的国家”。但日本没有理解，中国是二战期间损失最为惨重的亚洲国家；上溯几百年，中国一直是西方列强宰割、掠夺、欺凌的对象？日本有没有理解，中国几乎从末伤害过日本，但日本伤害中国的次数却数不胜数。日本人有没有看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中国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是最低的。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他们的较高水平的核战略格局后，马上调转头来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这仍然是典型的强权政治的做法。世界上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承诺过：我们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决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所有的在美国做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一旦动作便是大逆不道。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亚洲的疏离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日本必须明白，与美国结成一种专门针对中国的同盟对他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首先，在所有亚洲国家中，日本的口碑确实不好。二战期间，日本给整个亚洲带来的痛苦可能在一百年后都无法消除殆尽。怎样获取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信任、怎样帮助亚洲崛起，这应设是日本的一个明智、明晰的目标。日本必须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它不应该表现得那么激动和语无论次。如果日本想表现自己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野心，没有旧情末忘，它就应该学习亚洲其他国家，把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其次，认中国对台湾的态度引伸出“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的。前几年，日本有一位学者一直在鼓吹中国分裂。认为中国的分崩离析将会永久地消除日本的担心，所以，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在有意无意间按受那种荒唐、无耻的观点，进而做出再次伤害中国人的举动。不要逆亚洲潮流而动！至于日本不满足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而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愿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则需要假以时日，谨慎对待。首先日本并不具备独立的外交表现；其次，日本对历史的反省离亚洲各国人民的要求还很远——这一点，日本的作为与德国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日本目前仍不适合担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因为它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印度或非洲的某一个国家也许比日本更适宜。 4．撇开一个，敲打另一个为了击溃美国建立“反华俱乐部”的阴谋，中国应该及早行动起来，在建立亚洲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前些日子在曼谷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证明这种设想将是可能的。我并不主张中国人打这张牌那张牌，“牌”说其实是国际政治中一种短期的、肤浅的行为。我们应从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寻找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东盟……各种利益的连接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现实与前瞻的基础上，不能被眼前的利害所迷惑。应该建立良性的。理解的对话机制。中国应表达这样的观点，把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其后果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其他国家应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和繁荣并不会因国际政治中一些邪恶势力的压制和阻饶而受到太大损害——这个进程是必然的、现实的。学会平等地对待中国，与中国建立互惠互利的和平伙伴关系总比对抗更有益。中国在国际关系的一些主要行动中，要有撇开美国的胆识与构想。所谓“撇开美国”，其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l）要支持一些中小国家为反抗美国的强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2）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经济合作。如果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我们就应把主要精力转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寻求投资、市场及其他贸易合作。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着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这里举一个例子，对于摩托罗拉公司来说，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久闻其名了。据说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年来赚取的利润已超过五十亿美元。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这家广告公司承接了部分摩托罗拉的广告业务。他私下里说，美国人他妈黑，而且心口不一。摩托罗拉是一直许诺要向中国逐步转让他们在通讯业的高新技术的——这一点也是该公司当初与中国合作时的保证之一。但是，时至今日，摩托罗拉向我们转让了什么呢，换句话说，现在他们能让中国人独立制造什么呢？——据说只有他们生产的BP机上的金属链条。我的这位朋友曾去设在天津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参观。他说，所有的中国工人下班后，都必须经过一道具有极敏感的探测功能的电子门，以防工人们一不留神顺便带走什么——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是，对于工人中的嫌疑者，他们保留搜身的权力。· 美国所标榜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到哪里去啦？（3）北约的东扩和中国所面临的显性或隐性的“反华同盟”，使中俄两国开始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两国从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角度认真探讨一下双方在多种领域合作（包括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的时候了。（4）在远东地区，通过多种手段消除美国势力的渗透。应使该地区国家懂得，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一个随时会引发灾难的火药桶，美国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回到什么地方去。日本必须认识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中国人对待日本总是显得那么宽容、宽厚、宽广。在侵华战争时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论用何种愤怒的语言描绘都不为过分。但是，当日本战败后，中国的不少普通者百姓却默默抚养了许多日本人的遗孤，用他们的话说：“孩子是无罪的。”随后，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又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当下的情形是，日本正以中国继续核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怨报德的国际“范例”，它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从来就没有好好反省过自己给大半个亚洲人民带来的深切痛苦；进而我们还能引伸出一个教训，对一个有深重罪责的国家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惩罚和提出正义的要求，这将会使其转眼间又骄横自大起来。在很多时候，中国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向前看”，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们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希望把我们的和平信念通过年轻的一代传达给全日本，传达给未来——我们太善良了。在那三千名日本青年中，我估计真正了解日本侵华真相，真正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史实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我认识一位在北京师大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大西留美，在一次舞会上，我直言不讳地问她：“你知道日本侵华时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刺耳的问题，也许这个提问与当时的环境不太适宜，我们毕竟是在轻柔、美好的音乐中跳舞。果然，她的手一下子从我肩膀上滑了下来，有点神经质地反问：“您是什么意思？”我淡然一笑，继续往下说：“有三十万，南京几成空城。”我已觉出了她的不快，因为她的舞步近乎于应付了。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我们又在另一个场会相遇了，她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在师大的逸夫楼一楼舞厅，地主动邀我跳舞——我又鬼使神差地问道：“你知不知道五十年前日军在南京是怎么干的？”她猛地停顿下来，站在那里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您别忘了，张先生，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言罢，返身坚决地走向了座位。也许是我太无礼了。事情早已过去，提这种事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在舞会上，这更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我确实忘记第一次对大西留美小姐说过这番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说话的神情。很多事情表明，敲打日本，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在美国开了一个可恶的先例之后，日本国内也有些亲台的国会议员鼓噪着要求邀请李登辉访问日本——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们跃跃欲试，也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承受力，那么它将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日本人要把对华日元贷款同其他问题截然分开。要知道，这种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一种道义的对过去的补偿成分。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客座研究学者赤叶恒雄说：“日本现在等着看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当华盛顿的信号混乱不清时，日本的信号也混乱不清。”这句话道出了日本外交的实质。事实表明，日本在国际中总是确立不了自己的主张，“美国一打喷嚏日本就感冒。”甚至不惜抛弃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呕心沥血修复的双边关系，实在是缺乏二十一世纪战略眼光的表现。对于日本来说，把和平仅仅作为一种愿望是无济于事的。鉴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应好好地学习和平，驱除野心。作为一个亚洲的日本，不要心甘情愿地罢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供其驱使，以期分得一杯甜羹。人口问题的药方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美国及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梵帝冈）一直咬住不放，大加攻击，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借出席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机会，又一次指责中国，认为我国的妇女不能拥有自由地决定要几个孩子及要孩子的间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则和人权是紧密相连的。在北京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来中国访问，他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接见。两人在交谈时布什又一次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质疑和不满。邓小平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意见，但如此一来，中国每年将会多出生至少2300万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确实已不胜负担——你们美国可否增加中国的2300万移民配额呢？哪怕一半也行。”布什当时被这个建议惊呆了，他把手伸进裤兜飞快的掐了一下，用力微笑说：“下面我想谈谈两国的文化交流问题……” 虽然近似于一个幽默，但至少道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或者说，如果不把计划生育当成一项基本的、长期的国策，其后果显然是灾难性的—— 不仅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指出，在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上，美国无权指责中国，事实上，“人们应该感谢中国的人口政策。”弗雷泽在批判美国的所作所为时鞭辟入里地剖析道：“……美国相信自己永远正确，反对她的总是错。美国总是将自己的观点附以道德色彩，经常给反对观点带上非道德标签。”公理总是存在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弗雷泽在西方世界的仇华声浪中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公诸于世，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应当历史地、理智地、前瞻地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能把“妇人之见”捧作圭皋。有必要引进“人口异化”这一概念：生育本来是一件神圣美好、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使人类文明得以保存和发展。但是，人口爆炸将使地球变得拥挤不堪，入不敷出——这是人们公知的道理。具体化到中国，庞大的十二亿人口对于资源本不丰富、耕地日趋减少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现实，“人多，干劲大，好办事”是一回事，但请想想二十亿或二十五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呈现怎样的局面——饥荒、贫困、乞讨、瘟疫、内争——这些现象难道不会出现吗？生下孩子，但无法使其温饱，不能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中国就没有未来可言，世界的未来也将因此而变得黯淡和极度苦闷。到那时，美国每年不得不接受中国的难民恐怕远不止2300万这个数目。在中国的农村及边远地区，还有不少家庭囿于传统心态，信奉“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我们的政府为改变这种现象所做的工作不可谓不多。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人民的发展权利”，急速的、无节制的人口增长肯定会使整个民族的发展成为泡影，而且还极有可能使历史倒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西方的那些人权斗士们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不是浅薄、偏见、自以为是，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让美国政府及美国国会来接手中国的全部事务——他们对中国人口将会采取哪些对策？也许一开始他们会发表演讲，他们会告诉每一个家庭，要几个孩产，何时要孩子，这都是你们的权利，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请放心大胆地繁衍吧。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根了——所谓站着讲话腰不疼也。超越具体的现实，大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不根据国民性的历史心理积淀来分析问题并提出正确的有时会痛苦的对策，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至于前一段时间被西方国家喧染得极其可怖的“孤儿院——死亡屋”事件，有证据认为这是一桩针对中国政府的彻头彻尾的阴谋。美国及英国的一些新闻媒介根据一位“来自中国某福利院的医生”的说法，大胆假设，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认真求证，便开动机器、作足文章，并得出了“中国政府故意让那些孤儿在得不到救助的恶劣环境中丧生”的结论。起码，中国的绝大多数心智正常的人对这种结论会嗤之以鼻。难道确确实实是中国政府灭绝的人性，并且瞒天过海、非常秘密地执行一项成批杀害孤儿的计划，或者说，这也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之一？我们通过探访北京、青岛、兰州、义乌等地的孤儿院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发现，《纽约时报》及英国某电视台等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这种歪曲和诬蔑已经到了十分不要脸的地步，其目的就是想在世人面前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魔鬼的帝国”，并且永久地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在青岛的一家孤儿院里，钢琴、电子琴及孩子们的各种玩具琳琅满目。两个孩子抢着为我们弹奏钢琴，其他孩子随着歌声咿咿呀呀地唱歌——这样的情景为何英国的电视台没有拍到？兰州的孤儿院是一幢精致的二层楼房。在我们到达时，孩子们正在吃下午点心，水饺、蛋糕、香蕉……每人一份。这种画面，《纽约时报》是绝对不肯慷慨着墨的。原因只有一点，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化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一贯的行事方式。对于这种已经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的、给一个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伤的谣言，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借鉴一下李光耀的做法，理直气壮地去起诉他们。可以向中国的法庭提起诉讼，也可以向美、英法庭呈诉状。我们不能丧失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立场的勇气——同时，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走进我们的孤儿院，去与我们的孩子交谈。条件只有一个，别带着恶意进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中国外国概莫能外，都可能存在着渎职或责任心不强的现象，如果因此而造成后果，应就事论事，以个案办理。比如说，如果哪家孤儿院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对儿童带来伤害和死亡的后果，就不能把屎盆子扣到整个国家头上。前些时候，苏格兰发生的一起成年人持枪打死十几个儿童事件，英国电视台也没有直接把帐算在梅杰政府的头上；美国每年那么多例的持枪杀人案，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法律允许私人购买枪枝弹药，所以那些死于枪口的无辜者是美国政府故意的有预谋的杀害行为——这样的推理你们愿意让其成立吗？控制人口，是为了使每一个降临于世的生命都具有这样的可能：她不因饥馑而转辗呼号，不因缺少教育而被现代文明所摒弃；她应能在身心的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并对人类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与此相应，我们倒要劝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让自由女神手上的火炬洞烛一下你们自己国土上的丑陋的、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种种现象—— 自由女神不是一个骂街泼妇——让她换一个姿势，坐下来，闭起眼睛想一想——不要只注意别人眼中的刺，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 独生子女政策是为紧急避难而施行的政策〔日〕中江要介我在北京任职时期，作为护士参加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女儿到北京后不久即前来看我。她是自愿去地方医院进行短期工作之前来向我辞行的。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她再次来看我时无精打采，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文化冲击。” 她从北京乘火车辗转到农村医院。很想赶快进去，但无意中向医院门口的垃圾堆瞥了一眼，突然发现了个死婴。面对这副情景，受到了难以言状的打击。听说中国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其尸体多被连续数日丢弃在现场附近，完全被当作一种 “东西”看待。这在日本是无法想像的。那么，中国是否没有人权呢？在谈论中国的人权时，切勿忘记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有12亿多人口。撇开中国拥有约占世界五分之一时人口这个事实就无法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把12亿人口统一起来，给他们房屋住，再让他们填饱肚子，这是需要超出想像的政治力量和努力的。即使只例举粮食这一问题，能制定一个将来不让全体人挨饿的体制，也决非易事。而且中国的人口每年都在迅速增加。据推测，其人口到本世纪末有可能远远超出原来预测的12亿，轻而易举地达到13亿以上。面对这样的以等比级数增长的人口问题，中国作为一种紧急避难措施而推行的，即是抑制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地指责中国的这项措施。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从宗教角度衡量，认为是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难以接受。确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果生了不能成为劳动力的女孩，就不至报户口或做出弃婴这种凄惨的事来，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欧美各国所指责的全部都击中要害。中国有中国的情况。如果控制人口失败了，就很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就是说，会形成为了让一个人活而大家都活不成的事态。因此，必须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加快速度完成现代化，以摆脱贫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加之，还存在着生死观的差异。从中国人看来，死尸只不过是一种“物体”。正因为这样，才能在认领人到来之前放置不管或者干了随便弃娶的事来。在这里，隐含着价值观的差异，决不能因这一件事就简单地断定中国无视人权。（李乃成译）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请记住今天：1996年4月24日，当我写下上面这个题目时，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西方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经投票决定不予审议和表决。投票结果是，27票对20票，另有6票弃权。而且，自1990 年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如是其六企图通过一项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议案，但均未成功。同样应该记住，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赞同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有日本坚定地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而接受美国保护的韩国投了弃权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把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国。因此，这样的表决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一词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同时也说明，在“人权议案”的背后，美国欲盖弥障的“遏制”竭力已经使大多数国家反感透顶。记得在1991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议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他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要我在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 李鹏的回答也是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达一百余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 历史所安排的讽刺几乎使人哭笑不得。自二战结束的1945年上溯一百年，中国被那么多西方国家蚕食、掠夺、凌辱。用我们历史书上通常的说法：丧权辱国。一百余年间，他们无视、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世界罕见。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毒贩子，为了使其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权利”不受侵犯，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 这样的人权记录，难道是时间所能消蚀的吗？在上海外滩的黄埔公园门口，那一块“狗与华人不能入内”的木牌，已然把华人驱进了禽兽的行列，而且其地位尚不如狗——这种人权记录你们当时又是如何审议的呢？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何时由一个（一群）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者成长为如今这样正气凛然的人权卫道士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能成佛倒也罢了，但中国人心中总存留着种种疑问。西方所提出的人权是不是一种臭哄哄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以美国为例，在海湾战争中，它与西方其他国家出动多国部队，把伊拉克从科威特的领土上赶了出去，并且使战败的伊拉克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不允许它恢复重新发动战争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它却操纵一些国家迟迟不解除对伊拉克的各种物资的禁运。我们经常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的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出一个命题：如果美国人承认人权超越一切，人权具有普遍性，它就应该对伊技克的老百姓心生慈悲，使他们免于饥谨、疾病和失学的磨难，使他们不至成为路倒。但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显示了它的坚定和冷酷，因为萨达姆政府违背了美国的规则——更确切他说，这个曾在两伊战争中接受了大量美援的国家却离经叛道，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于是就变得不可饶恕了——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惩罚——直至另一个亲美国的政府上台。在此期间，人权问题为轻，美国利益为重。同样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当与会国决定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以百计的平民伤亡时，美国却反对这一决定。投票结果是52票对1票。也就是说，也只有美国决定容忍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屠杀——可能还是在内心支持的。这也难怪，美国的犹太人利益集团不喜欢美国政府去附合其他国家。于是，政治选择代替了对人权的尊重，而且还是一种肮脏的政治选择。所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就绝不是一种辩解了。如果克林顿愿意，同时如果我也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到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去就此问题对谈一下，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先生，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轰炸使平民伤亡惨重，而您居然让您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2届年会上逆所有国家的意志反对谴责这种公然剥夺无辜百姓人身权利的暴行，对照你们在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上的态度，是否可以这样说，你们的人权概念有一个双重标准？” 我相信克林顿接下来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嘛……得分开来说……” “分开来说”，意思很明确，就两个标准。我们并不讳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尽善尽美。政府之所以提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含义包括这样的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及中国的现实情状，中国的人权保障的迫切任务是争取让所有人都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我们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竭其所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具体体现吗？超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不怀善意地横加指责，拒绝“平等对话”，以祖师父的身份对中国予以教导、训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在国际杜会中孤立中国，把中国打入“另册”。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是美国国会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每次必提的。但是在新近出笼的 1995年度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关于西藏的叙述中，用了许多”据说”、“据可靠报道”、 “据可靠消息”之类的让人“宁可信其有”的词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既攻击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使西藏人民的在活水平得以提高，又反诬在拉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大规模建设破坏了那里的独特文化——其言其行只能说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一位前文化部副部长，一个知名的老艺术家。当他以嫡熟的英语、张驰有度、出神人化的演艺在美国影片《小活佛》里担任一个角色时，预示着他同时也对“某种信念”产生了疏离。在这部恶意的反华影片中，多次把西藏称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难道我们的这位艺人不知道吗？是片酬的不能抗拒的诱惑，还是对角色的钟情痴迷？是他的一种痛苦的妥协，还是他已化人角色，浑然不知身是客？这也就不惮是他本人的悲哀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插进来的话题。有句谚语说：只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是半满的，运用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上，这句话在某种范畴内是恰当的。他们只对我们的不足盯住不放，却视而不见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更为可憎的是，通过夸大事实，歪曲事件真相，乃至造谣诬蔑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开展“人权”的冷战，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偏差了。其实，不久以前的那次关于中国孤儿院的报道就因为策划上的漏洞而使恰好对此多少有些了解的西方普通公民愤慨异常。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就有很多人动员起来为中国孤儿院对孤儿的照顾进行辩护，大量的支持中国的传真信件把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占用了好几天。一位叫博尔丁的美国妇女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到中国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的）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的情况。”更为恶毒的是，西方媒介还使他们捏造与剪贴的情节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描绘出一个中国政府蓄意谋害孤儿的令人发指的画面。这种拙劣、道德败坏、前所未闻的诬陷即便是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要为之瞠目结舌！如果这位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 先彻底地剥夺他的人权。美许多收养我孤儿的家庭驳斥一份攻击我孤儿院工作的报告美国收养了中国孤儿的父母们已动员起来为北京对待它所收养的孤儿的做法进行辩护，这种做法是对目前有人对中国提出的指控作出的出入意料的反应。目前有人指控中国孤儿院中虐待孤儿致死和玩忽职守。自1995年以来，大约有5000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中国孤儿。这些家庭中有许许多多家庭已开始利用电台的节目、传真线路、报纸的评论版和互联网络来反驳亚洲人权观察组织1月份发表的一份极有争议的报告。这份331页的报告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一名医生的证言和文件资料写成的。这名医生曾经在上海的一所孤儿院工作过。这份报告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并要求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方针。中国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据在纽约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一个由收养孤儿的父母组成的全国收养组织担心，针对这些指控，中国将会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因此敦促它在美国的35个分支机构同决策者进行接触，“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些指控是片面的。”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故意歪曲而采取的耸人听闻的手法。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和中国两名孤儿的养母艾琳·克罗格在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 “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的感觉是，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克罗格和这个组织——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其他人说，他们所参观的中国孤儿院中的照管人是按良心办事的，对他们所照顾的孤儿的福利是极为关心的。他们说，这样一项故意的和极其严重的玩忽职守的政策是难以置信的。华盛顿的一位物理学家查克·博尔丁说，许许多多家庭响应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号召，向中国政府监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部门发出了传真信件，表示支持。博尔丁说，大量的传真信件占用了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好几天，博尔丁说，他不得不发出第二封电子邮件叫这些养父母们停止发传真信件。波士顿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尚蒂·弗赖伊——她1994年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说，养父母们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份报告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恰恰会伤害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儿童。她说，如果中国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养父母们可以提供费用和捐助，帮助改进孤儿院的设施，那么吃苦的将是中国孤儿。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新英格兰分支机构主席弗赖伊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孤儿院中的状况可以改善，我们正在对此作出努力。但是我个人看到的根本不是报告中所说的那种情况。” 他们说，北京看来正在用有限的资金来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成千上万儿童——大多数是女孩。博尔丁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 暖昧的日本这个题目源自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院接受颁奖时演讲的题目为《暖昧的日本的我》。大江说：“把国家和国人撒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昧(ambiquity)，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我至今还在冥思苦想大江以上叙述中的一句话：“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这个论断本身就极其暖昧。试想一下，一个把画家和国人能撕裂开来的 “暖昧”，何以会成为一个暴力延伸的因子呢？或许是日本这个奇特、神秘的民族为了挣脱内心的束缚和孤立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手段吧。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一个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日本，因为“理解的滞后”而仍然置于一种悬空状态。在这里，“理解”被日本当作了“自我救赎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能够照亮民族灵魂的灯盏。令作家苦恼的是，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填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鸿沟，与西方世界又产生了机体上的排异现象。这是一个美丽又痛苦、傲慢又渴求抚慰的民族。至今，我仍对二战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一说不予认同。其实，盟国对日本的胜利并不彻底，而在当时，中国对此认识也不像美国那样深邃和长远。美国的“新绥靖主义”使得日本得以保留皇权——其理由是，这是日本的象征和人民的灵魂依托。但结果却使战争胜利的成果变得黯淡无光。把日本保护起来并纳入自己的战后体制，是美国确立自己霸主地位的最成功的一招棋。这样，在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迅猛发展的地域），美国建立了远离自己本土的力图抗衡和消解共产主义影响的堡垒。作为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却部分地丧失了选择惩罚方式和对战后日本的走向提出有效建议的权利。 1972年，在基辛格避开日本从巴基斯坦秘密飞赴北京之后，日本国内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又一次使当局焦灼不安。一方面，他们对美国这种在关键时候自行其是，而且没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向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惜的行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山。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槽槽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即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 “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姻观。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国之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其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如果中国多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面向未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结算呢？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其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国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度，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认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不放弃也不迫索（但是要计算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是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 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最令人讨厌的行为。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设”的权利了。 2．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议中日青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国青年联欢。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定中国的轨迹。三千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