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波斯坦
3月份，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队官员卡尔逊上尉广泛视察华北的游击战后回到了汉口。卡尔逊上尉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尽忠职守。他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3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1，000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作为一个人，深受启发和感动。
卡尔逊上尉是一个老军人，他也在尼加拉瓜打过游击队(他长期以来一直把他们称作“土匪”)。现在，他第一次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他回到汉口，有许多感想，带来许多事实和图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见闻秘而不宣。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所有从事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人都应当了解他的发现。
下面是卡尔逊上尉讲的他自己的经历。
“我是3个月以前去山西的，因为我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我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我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有效的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人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被“赤化”了。卡尔逊似乎想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卡尔逊在蒋委员长的批准下，动身去华北了。他必须通过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受到该军领导人的欢迎。“我发现八路军的将领们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运转得很好，八路军、山西军和中央军充分合作，这使我感到意外。”
朱德对卡尔逊说，敌后中国政权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许前往，但首先得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八路军概不负责。
“《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对我们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我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我亲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内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卡尔逊上尉说，“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受军训，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在河北，这位上尉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入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受了许多损失。卡尔逊说：“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1月10日，卡尔逊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人士、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施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
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不愿作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基矗在这个基础上，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他对我们说。
“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有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那里已有430名学员。”
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对我们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个部队行军43英里，爬过了8个山头。每人携带着35磅的装备。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1#10。1月6日，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人民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获得大胜，而中国方面则无任何伤亡。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的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的口粮，”他说。
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有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
“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
去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此后不久，美联社记者汉森先生首次到河北中部的游击区采访。他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他亲眼看到一队游击队，“每行四排，长达一英里”。河北的一些县由吕正操的军队防守，吕正操是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些县里，汉森参观了一些制造步枪、手榴弹、刺刀、大刀、迫击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修理厂修理着缴获来的汽车和卡车。无线电站同五台山和汉口保持着联系。1，500个村子的布告栏里张贴着游击队出版的报纸。边区共出版了17份这样的报纸。汉森还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游击队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25%，”他写道。“所有债务都推迟3年偿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产党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
汉森先生使用“红色分子”和“红色地区”，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他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文章中都谈到，游击队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是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既有北平的学生、东北义勇军、八路军，也有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的领导人，他们平等地互相合作。冀中地区的总司令吕正操以前是东北军的军官。各级官员是普选产生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公开组织，两党在各个方面共同工作。宣传工作是由统一战线进行的。汉森估计边区人口约有500万。汉森在两三个月以后写文章时，又说有700万。他援引一个政工人员的话说，其中有200万人在一次短期的宣传运动后，积极参加了宣传工作或自卫活动。群众运动“造就了自己的领导人”。预定到1938年底把所有的村庄都组织起来。
汉森先生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游击队通常总是以极小的代价打败日本人，伤亡人数仅占敌人伤亡人数的1#10。一位政工人员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是由于游击队熟悉当地的情况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使他们可以了解敌人的行踪，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出击，并充分发挥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威力。
“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损失不会超过敌人的1#10。……博野之战，我们牺牲了17人，但只杀死了60多个日本人，由于这个失误，我们的一个干部受到总部的严厉批评，”他说。汉森先生起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后来他相信了，因为他在吕正操的司令部看到了成堆被缴获的日本武器，许多游击队员配备的都是日本的枪支。
这里援引的两位美国观察家都认为，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进步的一个因素。在抗日的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敌占区诞生了崭新的中国政府，它是彻底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纲领。
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把斗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自从这个根据地建立以来，它就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这种民主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泉源，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晋察冀地区的农民喘不过气来，陷入贫穷和被奴役的深渊。过去受压迫的男女现在挺直腰板走路，积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过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
他们是在进行抗战的同时，争取这一切的。他们全力以赴地保卫国家、收复失地、维护和扩大团结一致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权威。晋察冀边区今天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
但是，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令人惊异的新民主是如何建立的？它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怎样保证它不致在下一次扫荡中被消灭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扼要地回顾一下晋察冀边区的历史和组织情况。这个边区至少拥有70个县，1，200万人口。
当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在卢沟桥打响时，中国红军(最近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国民革命军)驻扎在晋西的云阳。听到日本人又入侵的消息后，指战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马上改组军队，以便适应它将要面对的新形势。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对付帝国主义敌人。8月底，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
它奉命立即东进。其主力开向晋东北，其先头部队挺进察哈尔和河北西北部。朱德总司令的临时司令部设在五台山。八路军的领导人知道，他们迟早是要迁移到别处的。他们也知道，五台山和晋东北的整个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在战略上，它们控制着周围的平原。如果日本人夺取这个地区并保持下来，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巩固他们对山西和河北的控制。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山区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它们就可以作为根据地，供游击队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最终发动大规模攻势，把日本人赶出华北。
考虑到这些情况，政治部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们没有建造马其诺防线，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建造，而是因为中国太穷了，没有东西去建造。他们没有部署大炮，因为他们没有这玩艺儿。“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斗争的歌手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他是对的。在革命斗争中，不可摧毁的堡垒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起来的。在有经验的老资格组织家聂荣臻的领导下，军队的政工人员开始建造这样的长城了。
第一步他们改组了县政府。当战争在9月份打到晋东北时，许多县长都逃跑了。另一些县长，年纪太大，没有效率，不适应战地工作。他们都被新的、进步的人士取代了。但是，有一些县长，如五台山县长孙晓文，则是积极抗日的。他们保留原职，后来成为边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当边区政府建立时，国民党人士孙晓文当选为主席。
可以留用的人员都被派到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晋北人民可能是华北最落后、受压迫最厉害的。他们在不毛之地上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把他们收割的一点点粮食大部分交给封建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受尽压迫、没精打彩、充满怀疑。当政工人员召集他们开会，鼓励他们吐苦水，提出自己的要求时，他们颤抖地站起来，在讲话以前先问道：“如果我们讲错话，是不是要受惩罚或罚款？”
他们对穿制服的人总是敬畏地称作“先生”或“老爷”。无情压迫的气氛是如此令人窒息，它扼杀了以前来这个地方的任何可能的改革者的主动精神。政工人员在一个村庄发现一个地主的儿子，他1935年曾经积极地参加了北平学生的抗日大示威。他们想请他当宣传员。但是，在家呆的两年已经毁了他，他象一潭死水一样消沉了。然而，正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不可摧毁的根据地啊！要靠这些人来抵御日本人对这块战略要地的多次进攻。
工作、工作、再工作。组织者们逐村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劝说、动员农民，鼓励他们站起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新的县长们也不是坐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而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
一个汉奸被抓住了。他被各处游街示众，讲他干的坏事，然后举行公开审判。这样一来，农民就懂得了奸细一词的含义和汉奸的危险性。人民群众参加了审判。他们开始注意周围的情况，发现了许多被敌人派来在他们中间挑拨离间的特务。
散兵游勇和逃兵大量涌入这个地区。组织人员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导他们，问道：“如果你们继续游荡，靠抢东西维持生活，不去打敌人，你们将落得怎样的下场？”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他们对军人的义务有了新的看法。这些士兵感到对不起人民。这些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部队。
新的县长被选举出来了。人民第一次有权决定管理他们事务的领导人。他们开始懂得了民主的含义，今后他们的公共事务要由他们自己来安排。他们思考着，担心着，最后极其认真地投了一票，认识到这种新权利的重要性。
人民群众害怕日本人来了，会产生什么后果。必须向他们说明，日本人并不那么厉害，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早在平型关，八路军就把武器发给农民，他们帮助军队打了个大胜仗。现在派出了部队去打敌人，向人民群众表明，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一小批战士把日本人赶出繁峙，带回了许多战利品。一些勇敢的农民自愿参加了这次袭击，回来后向自己的同伴讲了前后经过。惧怕日本人的心理减少了。
在组织村民时，是按下列步骤进行的。首先，政工人员调查居民的生活情况。接着，他们鼓励农民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减租减息。所有的地租减少了25%。晋东北流行着一种不公正的高利贷制度，借债利息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以此类推，结果使得许多劳动人民终生成了债务的奴隶。即使他们每年还清了原来的债务，他们在奴隶的地位中仍然越陷越深。现在明文规定，年利不得超过10%。这简直是一场革命。执行这种新规定的办法也是革命化的。虽然减租减息的命令是由上级作出的，但这些命令的执行权不掌握在官员手中，而掌握在新诞生的农民组织手里。农会监督地主和高利贷者索取的地租和利息不得超出规定的标准，如果他们抗拒，农会将使他们就范。政府第一次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要求过美好生活的权利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还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地主的财产受到保护，高利贷者可以保留其金钱。但是他们的巨大财富第一次使他们不能垄断权力。他们不再能够滥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农民一度是他们的受害者，而现在正是农民起来监督他们奉公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