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军看论解放军核武的指挥、管制与通讯系统

备役少尉　郑大诚
(郑大诚先生，备役少尉，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政治学博士，现为独立国防与战略问题分析员。)
空军学术月刊 - 591

提要

一、基于「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采取「两块招牌，一套人马」的方针，掌握战略核武最高控制权的中央军委会虽有两组，但组成人员却相同，由军委主席掌握最高决策权。

二、中共对于核武采取严格控管。在平时，战略核武部队的军事指挥体系原就较其它一般部队为短；在战时，战略核武部队的指挥链更是大幅缩短。此种作法虽然与其它核武国家并无大异，不过由于核武本身与通讯系统上的技术差异，使得中共在核战时欲积极实现其战略与政治上目的仍有相当的困难。

三、近年来中共已经企图将其指管通系统大幅现代化与多元化。不过，中共军方目前所建立的系统与西方国家水平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落差，中共整合与控管各不同飞弹基地的能力仍嫌不足。

四、在未来十年，中共军方的空基、海基、陆基与太空基的指管通情能量都会大幅提升，对于亚洲及西太平洋区域国家特别会造成严重威胁。

指挥与控制系统

在中共军方的体系内，政治控制与军事指挥系统常互为交流，不过不管其指挥员与政委的关系如何，「党指挥枪」总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注1)。共军的组织架构随着历史发展数经更迭，较为现代政治控制与军事指挥系统要等到1980年代初才出现。共军目前采用两套指管系统，分属于共产党与国家。最高指挥管制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会）。自1982年后，党与国家均设有中央军委会，不过实际上是「两块招牌，一套人马」，两者的组成成员都是一致的，仅仅在组成程序上略有不同。

中共中央军委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其组成人员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组成(注2)。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国家的中央军委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以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注3)。其它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任期与每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不过，在人选几乎是按照党的版本照单全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几乎没有对中央军委会使用过什么监督权(注4)。在运行上，两中央军委会合署办公。对武装力量发布的命令一般仅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会名义。与国务院联合发布命令时则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名义。

中央军委会采「主席负责制」，因此军委主席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军委会的最高权力。中央军委会在2004年成员由八名增为十一名，海、空、二炮司令员被增选为军委委员(注5)。以从前的例子来看，解放军中一般都是军区司令员高于军种司令。但此次军种司令地位高于军区司令的安排，可能代表中共军方将加强海、空以及二炮部队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在严格的政治控制下，中央军委会在做重大决策时，包括动用核武时，军委主席会听取其它军委其它成员的意见，不过这绝不代表他需要军委会的一致同意才能下达命令(注6)。

中央军委会之下设有四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总装备部。四总部既是中央军委会的工作机关，又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的领导机关。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为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部门。国防部在本质上属于一行政机关，不是指挥链的一部，其具体军事工作由四总部分别办理。在军队组成上，解放军由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二炮部队一个独立兵种组成。陆军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陆军航空兵等兵种和其它专业部队组成。海军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等兵种和其它专业部队组成。空军由航空兵、地空导弹与高射炮兵、雷达兵、空降兵等兵种和其它专业部队组成。

众所周知，二炮部队构成了中共主要的战略核武力量。组织上主要由地地战略核弹道飞弹部队、战役战术常规弹道飞弹部队及相应保障部（分）队组成。战略核导弹部队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战能力的主要核反击作战力量，主要任务是遏制敌人对其使用核武器，并在敌人对中共发动核袭击时，遵照统帅部命令，独立或联合其它军种的战略核部队对敌人实施有效自卫反击。战役战术常规导弹部队装备常规战役战术导弹武器系统，遂行常规导弹火力突击任务。

二炮部队总部设于北京近郊的清河，指挥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科技部等幕僚单位。另有后勤支持部队、通讯团、保安团、技术支持团、工程设计学院、四个研究院（一院：作战、发射器、后勤；二院：飞弹：三院：指挥自动化、目标设定、地图测绘；四院：弹头工程设计）以及数个教育院校，包括二炮指挥学院与二炮工程学院等。在实际兵力安排上，二炮部队共有六个主要飞弹基地，各由一少将负责指挥(注7)。

51基地（96101）总部位于辽宁沈阳，下辖806旅（陜西韩城）、810旅（辽宁金州或大连）、816旅（吉林通化）、820旅（山东莱芜）以及一个机动旅。

52基地（96151）总部位于安徽黄山，下辖807旅（安徽石台）、811旅（安徽祁门）、815旅（江西乐平）、817旅（福建永安或鹰潭）、819旅（广东梅州）、821旅（江西赣州）以及823旅（浙江金华）。

53基地（96201）总部位于云南昆明。下辖802旅（云南建水）、808旅（云南楚雄）以及822旅（云南某地）。

54基地（96251）总部设于河南洛阳。下辖801旅（河南灵宝）、804旅（河南栾川）、813旅（河南南阳），另可能有一旅在孙店。

55基地（96301）总部位于湖南怀化，下辖803旅（湖南靖州）、805旅（湖南通道）、818旅（湖南会同）。

56基地（96351）总部设于青海西宁，下辖809旅（青海大通）、812旅（青海德令哈）、814旅（青海大柴旦）(注8)。

每个基地下设有若干旅，称为「基本作战单位」(注9)。每个旅约有4个飞弹发射营，称为「基本火力单位」(注10)。依飞弹型式不同，每个旅的兵力规模有所差异。

在军事指挥关系上，虽然与解放军大军区单位也维持一定的关系，不过二炮部队总部可以绕过大军区建制，直接向六个基地下达攻击命令。各基地总部在收到命令后，再向下辖各飞弹旅下令。在「旅级」层次，至少要有两个军官必须各自查验攻击命令的真伪，之后再交叉查验对方命令，在彼此均同意命令为真后，飞弹才能发射。除了定点飞弹旅外，二炮部队还设有多个机动旅。较诸前者，外界对于后者的了解更为模糊。根据美国资料，机动旅的建制除了机动的指挥单位外，还设有「技术阵地」、「装载障屏」、「发射阵地」以及数个预备发射地点。机动核飞弹旅可能还另设有一组「装备保障分队」(注11)。

在共军其它核武部队的指挥关系方面，以平时的建制来说，美国科学家协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认为，具核攻击能力的轰六（H-6）轰炸机主要由空军第四独立大队所辖，部署在大同（主要基地）、高孟（Golmond，音译，分散基地）、安庆以及其它三处不明基地(注12)。不过，根据另外一份较新资料，轰六目前主隶于空军第八师（耒阳，广州军区）、第十师（北安庆，南京军区）以及第三十六师（武功，兰州军区）。另约有数10架强五强击机部署在空军第二十八师（嘉兴，南京军区）以及海军第五师（烟台／莱山，北海舰队）(注13)。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为中共海基战略核威慑能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平时归一般部队建制，在战时指挥链则会大幅缩短，由中央军委直接下达部署及攻击命令。夏级潜艇（092型）建制上隶于北海舰队的第九潜艇舰队，不过在指挥系统上由海军总部直辖(注14)。有消息称新一代海基战略核吓阻094型核弹道飞弹潜艇已于2004年6月下水(注15)。当其正式服役时，据信应与夏级潜艇的指管系统相同(注16)。

为了在战时或危机时有效保护政治控制与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共产党与政府中央领导人、中央军委以及四总部领导人，中共已经建立了若干相当范围的强化地下碉堡。最主要供中央军委使用的一个地下碉堡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玉泉山内。此碉堡乃将山挖空而成，高达数层楼，据说可以容纳数千人。另外一个重要地下碉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据信此为解放军最主要的战时指挥中心(注17)。除了北京西山与呼和浩特外，一外国资料相信全中国大陆至少有29个强化地下碉堡，彼此由超过1万4,000公里的地下与5,000公里的水下缆线相互连接着(注18)。在1986年，中共设立了「中央紧急战事指挥中心」。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掌控核反击的操控权，同时并设两个指挥分中心于武威（兰州军区）与绵阳（成都军区）。中央紧急战事指挥中心廿四小时值勤，而当中共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或举行重大庆典时，指挥中心都会有负责人主持战备值勤。分中心在1993年增至五个，除前述两个外，新增山西太原（北京军区）、河南鲁山（济南军区）以及贵州威宁（成都军区）。在建立起中央紧急战事指挥中心系统后，中共核武之使用也逐渐建立起一套规范。平时由中央军委主席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战争时期由中央军委主席领导中央军委会作出决定；在受到核攻击的突发时期，由中央紧急战争指挥中心作出决定，再由中央指挥中心向各地的五个分中心下达命令(注19)。

通讯系统

长久以来，中共二炮部队通讯系统的发展乃以自行研制为主，外购为辅。虽然发展与更新速度极为缓和，不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做为中共最主要的核吓阻力量，二炮部队业已发展出相当复杂程度的通讯网络。近年来中共更积极发展军用通讯系统，主要由总参谋部下属的总通讯部负责(注20)。自1992年以来，共军的通讯系统能力已增加了十倍以上(注21)。而自1990年代后期起，二炮部队已经发展出飞弹旅控制系统(Missile Brigade Control System)、电子指挥系统(Electronic Command System)以及通用讯息处理系统(Commonly Used Message Processing System)等等以有效连络定点与机动飞弹系统(注22)。此外，二炮部队的信号测试单位据称于1998年已完成一数字微波通讯系统以助于飞弹发射；新的短波系统据信亦已经开始部署(注23)。这些通讯系统在实际运作上都有助于提供二炮部队全天候与加密的通讯能量(注24)。中共军方目前没有许可行动连接(Permissive Action Links, PAL)装置，不过一般咸信二炮部队与海军亦有一套机制避免非授权或错误发射核弹(注25)。

中共军方在通讯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与近年来外国厂商对中共民用产业的大量挹注有关。世界著名电子通讯厂商，包括阿尔卡特(Alcatel)、易利信(Ericsson)、西门子(Siemens)、诺基亚(Nokia)、北方电讯(Northern Telecom)、AT&T以及摩托罗拉(Motorola)等等均在中国大陆有重要投资。休斯(Hughes)、洛马(Lockheed-Martin)以及罗拉(Loral)等大厂商亦提供了一些通讯卫星及其它相关科技(注26)。以目前来说，二炮部队的高司单位已可使用多种通讯传输系统，包括同轴电缆(coaxial cable)、光纤电缆、卫星通讯、微波无线中继系统(microwave radio-relay)以及长波高频无线系统等等。

在海基核吓阻方面，据知一主要潜艇海事通讯系统，包括低频(Low Frequency)潜艇通讯站以及信号情报中心(Signal Intelligence, SIGINT)已经在海南岛地区完成。中共对于高能量特低频(Very Low Frequency)电台的建造自毛泽东时期便已开始，至目前应已获得相当的进展，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掌握极低频(Extremely Low Frequency)的技术还未有定论。在平时，陆上指挥单位对潜艇通讯主要采高频与特低频两种较具效果的通讯方式。除此之外，一般也认为中共海军也已为潜艇部队特别设有海航通讯支队以提供较佳的通讯(注27)。这些发展均有利于战时核动力潜艇通讯能量的提升。

分　析

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共核武的指挥、管制与通讯系统较诸冷战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不过，若与其它四个核武国家相比的话，则中共现有的发展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若以指管通情系统的效率来说，由于长久以来分散与隐匿的战略思想影响的结果，二炮部队的大多数作战单位均位于偏僻之处，核弹头亦另储放在不知名之处（目前仅有青海湖附近一处为外界所悉）(注28)，也因此各飞弹发射单位在设计上均以独立作战为主，而并非建立在一整合的指管通情系统上。职此之故，各飞弹单位相对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接收与查验攻击指令，且在后勤补给上也有相当的困难。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共已经企图将其指管通情系统大幅现代化与多元化，以提供国家领导人与战区指挥员更有效率的决策环境。不过，中共军方目前整合与控管各不同飞弹基地的能力仍嫌不足。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结果，国外厂商进入中共民用通讯市场虽然亦有助于解放军通用通讯科技的提升，不过真正高科技的军用技术，尤其是加密与卫星通讯科技仍被主要国家限制出口到中国大陆。

其次，在早期预警系统方面，自1970年代开始，中共业以开始研制大型相位数组雷达(large phased array radars, LPAR)，藉以提供可以识别、侦测与追踪空中与外层空间目标的长程早期预警(注29)。不过，中共的发展相当缓慢，且一直要等到1980年代末期，解放军才具有非常基本的相位数组雷达侦测能力。根据美国1994年的一份国会报告，中共已经在大同或是哈尔滨部署了一相位数组雷达以侦测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注30)。此外，共军赓续发展的预警系统计划还包括卫星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太空雷射侦测感应器、超地平线雷达(over-the-horizon radar) (注31)，以及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注32)，这些发展均有助于战略核武的使用与反击。虽然如此，由于中国大陆幅员辽阔，现有各式预警系统实难以完全覆盖其全境，中共目前也只有两套追踪防卫系统部署在新疆与山西，仅能追踪来自中亚与北方边境的攻击(注33)。因而这些雷达与相关设备尚无法成为一具全国性与战略性的综合空中防卫系统(integrated air defence system, IADS) (注34)，最多只能提供区域性的早期预警效果。此外，中共虽然近年来有意发展电子情报(electronic intelligence, ELINT)或信号情报侦测卫星，不过中共现有的卫星照相侦测的能力还远逊于西方国家。中共的卫星不仅还没有实时传讯能力，且大部分二炮部队的飞弹都还不能与太空侦测飞弹的预警系统相连接。一旦遭受攻击，将无法在最短反应时间内施行核子或传统飞弹的反击。话虽如此，最近中共已经开始强化其卫星在太空成像与侦测之能力(注35)，同时也开始发展全球范围的数据中继卫星系统(注36)。在未来十年内，共军的空基、海基、陆基与太空基的指管通情能量都会大幅提升，对于亚洲及西太平洋区域的国家特别会造成严重威胁(注37)。

第三，在遭遇外国攻击时，中共目前尚没有足够能力采取「预警反击」(launch-on-warning, LOW)的核反击态势。战略核飞弹仍然没有完全整合，也必须要躲在隐匿发射井或洞穴中以避过第一击。在没有完全以固体燃料飞弹更新之前，二炮部队的一些现役液体燃料飞弹仍然需要花近一小时才能完成燃料灌注程序。海军的潜射飞弹虽然都已使用固体燃料，在相对上较能节省反击时间。不过一般认为配载在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上的潜射飞弹平时均未带有核弹头，弹头本身储在岸上的基地内(注38)。一旦有警，则会相当程度地影响到海基战略核武反应的时间。也由于以上所述核武反应时间的限制，外界推测中共可能会在先承受对方的核武攻击后，再采取延迟的核反击(delayed second-strike)。换言之，中共并非采取对方攻击下即发射反击(launch-under-attack, LUA)甚或是「预警反击」的核态势。不过中共在遭受核攻击后多久才会采取核反击则众说纷纭，并无一致的推断(注39)。

最后，自1990年代末起，中共军方已经大量地利用民用通讯系统的技术来提升军用系统以在平时或战时能有效因应指管所需(注40)。根据一项数据，中共全国的通讯预算当中约有百分之二十拨给了共军以加强其硬软件(注41)。目前共军至少拥有四套不同的通讯系统，包括军用电话网络、加密电话网络、自动化指挥系统以及综合野战通讯系统(注42)。民用通讯卫星如「中星6号B型」（ZX-6B）与「中星八号」（ZX-8）都可用来支持军用通讯之所需(注43)。有鉴于此，美国五角大厦的年度报告声称中共现有的军用与民用通讯系统足以支应多种军事行动之所需(注44)。虽然如此，在资源不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中共民用与军用通讯系统的发展差异日益加大。也由于人员待遇的明显差距，军方原本就较难吸引到较优秀的通讯人才，而许多军方自己培养的专业通讯技术人员也在外界高薪的吸引下，宁可选择提前退伍后转业至民间企业。长期来说，解放军在未来可能会有缺乏通讯技术人员之虞(注45)。

结　论

比起核载具或是核战略，有关中共核武的指挥、管制与通讯系统是较少为外界所讨论的。不过核武要能有效发挥其无形吓阻力与实际作战力，若没有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统是难以做到的。在指挥与管制体系上，中共军方严守「党指挥军」的原则，对于核武采取中央严格控管。在平时，战略核武部队的指挥体系原就较其它一般部队为短；在战时，战略核武部队的指挥链更是大幅缩短，由中央军委直接控管。此种作法虽然与其它核武国家并无大异，不过由于核武本身与通讯系统上的技术差异却使得中共在核战时欲积极实现战略与政治上目的仍有相当的困难。有鉴于此，经过数十年的资源投入，中共的核武，尤其是战略型核武的指管通情系统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改进。虽然仍与先进国家科技水平仍有一段距离，不过至少在核反击的能力上，中共已然获得明显的进步，也比起从前更能掌握效率。在吾人专注于中共核飞弹发展之时，有关其指管通情系统的进展实亦不能加以忽视。

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9条。

注2　《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2002年修正版，第22条。

注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4条。

注4　高新，《中共巨头乔石》（台北：世界书局，1997），页254。

注5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0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p.1.

注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3条。

注7　根据不同来源，基地或有说为「军」级单位，亦有称之为「师」级单位。

注8　廖文中，「中共二炮建军发展」及「中共二炮未来态势」演讲，（台北：国防部，93年4月21日）。欧锡富，「解放军二炮部队的战力与发展」，大陆工作简报，（台北：大陆工作委员会，93年6月9日）。

注9　Bates Gill and James Mulvenon, "The Chinese Strategic Rocket Force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conference paper, China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and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5 November 1999.

注10　军情局，《中共二炮部队建设与训练》，内部参考文件，（台北：军情局，91年），页15。

注11　Bates Gill, James Mulvenon, and Mark Stokes, "The Chines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in James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Barbara: RAND, 2002), p.522. "Guangrong bang (Glorious Honor Roll)," Chang ying (Flying Eagle), 2 November 1993, p. 11.

注12　FAS "Bomber Facilities" in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facility/bomber.htm (Last updated: 10 June 1998)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British, French, and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 Nuclear Weapons Databook, Vol. V, pp.338-341.

注13　China-Military Organisation, "Active Units by Aircraft Type" in http://www.china-military.org/units/units_by_aircraft.htm (Last updated: 11 April 2005)

注14　Andrew N. D. Yang, "The Question of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Second Artillery in Time of Crisis and War," INSS conference, 2001, p. 1.

注15　See Bill Gertz, "China Test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The Washington Times, 3 December 2004; or Richard Fisher, "Submarine Incident Highlights Military Buildup,"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17 November 2004.

注16　FAS, "9th Submarine Fleet" in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agency/9-fleet.htm (Last updated: 10 June 1998)

注17　William Arbin and Richard Fieldhouse, Nuclear Battlefields (NY: Ballinger, 1985) pp. 290-1.

注18　China Defence Today, "National Command" in http://www.sinodefence,com (Last updated: unknown)

注19　「中共核武启钮江泽民掌握」，《联合报》，13版，民国89年1月31日。

注20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0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4.

注21　Mark Stokes,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9), p.44.

注22　Xu Zuzhi, "China's Strategic Missile Unit Now Possesses Fighting Capabilities under High-Tech Conditions", Zhongguo Xinwen She, 1 October 1999.

注23　Zhang Zingye, "Second Artillery's First Short-Wave Self-Responsive Communications System Passes Verification," Huojianbing Bao, 6 April 2002.

注24　解放军报，「导弹实现全天候通信保障」，《解放军报》，1998年1月5日，页2。

注25　刘振武，《现代军队指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页395。

注26　Mark Stokes,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43.

注27　Stephen Polk, "China's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in Lyle J. Goldstein (ed.)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sation,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2005), p.20.

注28　FAS, "China's Nuclear Weap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Related Facilities", in http://www.fas.org/irp/dia/product/prc_72/app_e.htm (Last updated: unknown)

注29　Tong B. T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London: Longman, 1984), p.184. Also see Xia Zhihong, Ye Wenwei, and Cai Qingfu, "New Progress of Ranging Technology at Wuhan Satellite Laser Ranging Station,"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aser Ranging Instrumentation at the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June 1993.

注30　Robert G. Sutter,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Policies: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94-422 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25 March 1994.

注31　目前中共至少拥有三个天波与两个地波超地平线雷达。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 200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8 July 2003.

注32　China Defence Today, "National Command" in http://www.sinodefence,com (Last updated: unknown)

注33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5, (London, IISS, 2004), p. 170.

注34　Ibid.

注35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05, 2005, p.35.

注36　Ibid.

注37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04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注38　Nuclearfiles Organisation, "De-Alerting Nuclear Weapons", a project of the 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 in http://www.nuclearfiles.org/menu/key-issues/nuclear-weapons/issues/policies/article-de-alerting-nuclear-weapons.htm. (Last updated: unknown)

注39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terey, CA, in http://cns.miis.edu/research/china/coxrep/doctrine.htm. (Last updated: December 1998)

注40　General Patrick M. Hughes (Director of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urrent and Projec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s, 2 February 1999.

注41　Zhongguo Dianzibao, "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Zhongguo Dianzibao, 1 December 1995, p.3; Liu Dongsheng, "Telecommunications: Greater Sensitivity Achieved," Jiefangjun Bao, 8 September 1997, p. 5.

注42　Mark Stokes,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44.

注43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5, p.259.

注44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 03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注45　军情局，前揭文，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