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秦岭”发动机的命运 驳荒唐的事后诸葛们

    近日在中华网上看到一篇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文章：《斯贝发动机国产化（秦岭）背后的眼泪!》（以下简称《斯》文），觉得文中有些观点有探讨的必要；而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问题，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关键问题。
    
    首先说明，本文没有取名为《驳……》之类，就是因为这不是一篇批驳文，而是探讨文。 虽然我觉得该文中许多观点过于情绪化、片面化，而且有“先下结论，再凑‘证据’”的嫌疑（这种“论证”极易造成忽略相反论据，结论片面的状况），但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走了很大弯路，代价特别大而进步不如预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已经对产业、 装备、军队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极其不利的态势，的确需要好好总结，汲取教训。
    
    而汲取的“教训”必须符合事实，才有说服力和实际意义。下面就从《斯》文出发，探讨一下上世纪60-90年代我国的航发进步异常曲折缓慢的原因。
    
    该文作者似乎认为：决策者崇洋媚外，重视引进而打击国产，致使“斯贝”挤掉了性能更好的“涡扇6（WS6）”乃至“涡扇6改（WS6G）”；而在“涡扇6（WS6）”系列下马后，“斯贝”也裹足不前，既不准备也停止了仿制步伐，到1990年代才重新启动；致使这台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水平的发动机在2007年我国才刚刚完成生产定型。在已有完整资料的情况下，仿制发动机用时过30年，创造了世界航空发动机史上骇人听闻的奇闻！
    
    而本人认为，该文的时间描述、对发动机水平差距、进展概况的描述大体属实，作资料看很有参考价值。但结论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个问题：“涡扇6（WS6）”系列的水平高于“斯贝”吗？我看未见得。其实应该这样说：WS6系列的预期指标高于“斯贝”，而技术成熟度远远低于“斯贝”！WS6的研制历时18年，最后下马时只进行到地面台架试车阶段，从未上过天！WS6G更是只进行到了地面验证机阶段，离成熟可用的状态还远着呢！从“太行”发动机的研制历程看，我国从验证机到设计定型都不会少于10年，到生产定型就要15年左右。所以，WS6系列是个还未成熟就已经大大落后的型号，即使硬着头皮支撑，要用上恐怕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了。而“斯贝”当时已经是成熟、可用、在用的机型了。
    
    第二个问题：中国航发的落后可以用“崇洋媚外”来简单解释、概括吗？
    
    明确的说，绝对不行！说起来，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自力更生精神应该是最强的，“两弹一星”就是铁证。如果连他们都要“崇洋媚外”，那一定是迫不得已，是硬邦邦、活生生的现实差距造成的。
    
    同样，中国航空发动机落后的原因牵涉太广，也不能简单用许多人常常搬出来的“体制机制”之类话来简单概括。中国的处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不相同，形成什么样的体制不是随心所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自身的相当的合理性。有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解释当时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涡扇6（WS6）”系列下马后，“斯贝”也裹足不前，既不准备也停止了仿制步伐，到1990年代才重新启动？
    
    其实，只要从全局出发，客观地从当时的决策者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个决策不象我们现在当事后诸葛亮认为的那样荒唐。
    
    简单说来，最主要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政策环境变了，国家从战备状态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国防领域不惜代价搞建设的做法从此消失。航发研（仿）制的“巨额”投资（其实与国外相比，堪称微不足道）在这种环境下分外碍眼，被腰斩也就顺理成章。
    
    那为什么又不准备使用，而任其废置呢？同样的原因：军费不足，严重不足！自1980年以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军费的实际支出是在下降，除少数领域外，基本处于“维持”状态，直至1995年“台海危机”爆发。
    
    这样一来，“斯贝”前期投入较高的特点就格外突出。而且，“斯贝”的生产、维护体系完全不兼容于我国原有的苏式体系，要正常使用需完全另起炉灶，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事实上成为不可能。
    
    《斯》文动感情地质问：“……宁可把7679万英镑买 来的专利和1亿英镑买来的全套设备闲置，也不愿意生产！这近2亿英镑他们倒是一点也不心疼！偏偏把买来的东西发挥作用他们就心疼钱了！ ”

    貌似很尖锐，其实，这是想当然。军队使用发动机的款项和科研单位仿制发动机的款项出处不同，一个是军费而另一个是国家的专项资金，不能跨部门跨体系相互挪用。
    
    须知，发动机是消耗品，不是一锤子买卖，一旦正式投入使用，需要不断投入，进行生产、维护和改进，这是要持续消耗军费的。而且，当时中国缺乏“全寿命费用”这种理念；即使“斯贝”的“全寿命费用”较低，也是需要西方的高水准保障系统支撑的，我国迄今没能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前面说过，由于这个引进过程跨越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型阶段，政策环境已经大变。原来“备战”年代“求发（动机）若渴”，这时候已经不合时宜。
    
    至于后来又重新上马，政策反复，其实是又一个“迫不得已”。
    
    1980年代末，“飞豹”上马（当时叫 歼轰－7）时，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多年停滞不前，根本没有合用的型号，才重新抱佛脚，想起了“斯贝”。虽然此时它早已落后，却是我国当时能够得到的可用的唯一选择！
    
    “文革”结束时，国家经济几近崩溃，向经济建设转型的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可惜，对军队和军事科研来说，这是又一个“十年浩劫”！从原来勒紧裤腰带也要重点保障的群体变为“要让路”、“要忍耐”的群体，军队和军事科研生产体系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冲击。
    
    最窘迫的时候，国家甚至默许了军队经商这一历史罕见行为（军队屯垦在历史上常见，经商则少见，好像只有宋朝），“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事实上极大削弱了军队斗志和战斗精神，滋生了不少腐败现象，“军车走私”等曾经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到1995年后，国家的经济环境已经大为改善，而战略安全环境反而急剧恶化，这才连年大幅度提高军费（迄今已连续十多年两位数增长），重新强调“军队就是要‘吃皇粮’，不能再经商”，“一心一意提高战斗力”。
    
    至于军事工业，大量项目下马，被迫“军转民”，本业萎缩……许多原本缩小的差距重新拉大，甚至中断失传，人才出现断层，后来被迫重新开始（大家看新曝光的093/094级核潜艇，会发现和1970年代下水的产品相比进步不大，就是因为原来的老底子被耗光了，重新“创业”了一次）。
    
    直至2000年，几经改组而成的十大军工集团仍然负债累累、举步维艰，几乎全行业亏损。
    
    大家可以去查查资料：十大军工集团现在是全行业盈利，而且盈利增长很快的！
    
    可见，军工行业是个彻头彻尾的“政策市”。别说中国，就是美国的军工巨头，之所以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夸大中国军工成就，也就是为了保住军费和军火拨款。
    
    涡扇6的研制和“斯贝”的仿制生不逢时，其研制的艰难历程和最后下马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与“运10”的经历惊人的相似，不是哪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可以承担得了责任的。
    
    其实，这种无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两弹一星”是个特例，是极大安全压力下迫不得已的举动。虽然其本身异常成功，但一个国家没有整体工业实力的全面进步，仅仅靠“重点保障”、“特殊照顾”是不能持久的，也是建立不起完备先进的科研工业体系的。何况“两弹一星”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超级“海龟”学术带头人支撑、支持，而原先空白的航发领域却没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和来源，连基本的人才都需要从头摸索培养。
    
    关于中国航发的落后原因，牵涉很广，异常复杂。而且其规律教训对中国发展所有领域的民族高科技产业都有借鉴作用，鄙人愿另找时间专文探讨，抛砖引玉，与广大军友作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