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下核威慑：更加有效，更加可靠

在过去的几年中，西方战略家们一直在讨论着一个问题：作为中国整体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渐壮大的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到底预示着什么?一家颇有影响的智库认为，传统的陆基弹道导弹力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好地满足了中国的战略需求，未来仍将在中国核威慑体系中继续扮演核心的角色。但是许多人对这一观点表示不以为然，并举出了解放军已经或即将服役的新一代机动型陆基弹道导弹和新一代战略核潜艇作为证据来证明己方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很快将会建成一支全新的、更能同美国海军相抗衡的战略核潜艇舰队，这支水下舰队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将有质的提高。此外，中国也将放弃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转而奉行更加自信、也更具攻击性的“有限核威慑”政策。　　


我们将主要对中国未来的核威慑战略、学说和战略核潜艇力量的实力进行评判，而对水下核威慑力量将只在战略层面进行探讨，其余的问题，诸如中国是否会以及如何利用战略核潜艇对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施加军事压力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建设一支规模更大、现代化程度更高、综合实力更强的战略核潜艇舰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国将放弃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事实上也正如中国所认为的那样，一支适度强大的水下核威慑力量将会提高“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的有效性。　　


为了讲明这个观点，这里首先将对美苏英法等国水下核威慑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简短的回顾，对于它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做一检视，同时也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下比较。然后我们将尝试对中国战略核潜艇部队未来的规模和部署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估。　　

各国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发展历程　　


目前世界上共有五个国家拥有水下核威慑力量，即美国、前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建成一支能够满足国家需要的、具备真正可靠核反击能力的战略核潜艇部队。　　


美国和前苏联都拥有超强的战略核潜艇部队，这也给了中国以极大的诱惑——或许中国也可以沿着它们的发展轨迹最终成长为一个水下强国，甚至是一个水下超级大国。但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志向仅仅是希望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大国，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不同的国情所带来的政策差异——特别是冷战时期出于对美国“核保护伞”可靠性的怀疑——使伦敦和巴黎选择了建立属于自己的、规模适当的水下核威慑力量体系。这一做法加强了北约一欧盟独立的核威慑能力。　　


美国：在冷战初期，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做作出了要建立一个庞大核武库的决定，但是其理由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和调整。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大力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消苏联在地缘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在北约一欧洲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曾选择了“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实力不强的新兴共产主义国家，目的是试图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壮大，但是收效甚微。到了肯尼迪时代，“大规模报复”思想已经失去了市场——以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苏联在弹道导弹技术上已经远远地跑在了美国的前面，华盛顿正在忙于弥补这一“导弹技术缺口”，根本无暇他顾，而且人们也很难想象使用核武器来对付一个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场景。　　


上世纪60和70年代，战略研究家们发展并提出了“确保相互毁灭”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会在知道必然会受到敌方毁灭性核反击的情况下，还敢肆无忌惮地发动核打击，从而确保了敌对双方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核攻击。时至今日，讨论仍在继续，人们还在不断寻找着更加有效的核战略。　　


但是，无论战略思想如何演变，都如英国伦敦皇家学院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　“核武器从没有离开过舞台的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认为，面对着敌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核武库，最好的应对办法莫过于建立自己的战略核打击体系。基于此种考虑，美国建立了一支实力出众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并一直将其作为二次核打击体系的核心。冷战后期，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及其装备的“三叉戟”II式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组成了美国的水下核威慑力量。　　


对于战略核潜艇的部署习惯，美国军方官员总是三缄其口。不过，历届美国政府早已摸索并制定出了一套完善的指挥和控制程序，能够有效避免战略核潜艇误射事故的发生。另外，美国政府和军方也并没有对战略核潜艇的安全保障工作作出过份严密的部署，甚至没有配备攻击型核潜艇或陆基作战平台等“贴身护卫”来保障其安全。总的来说，美国的海基核威慑力量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特点，这主要是出于美国军方对本国潜艇隐蔽性的自信以及作战观念的不同。美国军方认为，对于执行攻势作战使命、总是游移不定的战略核潜艇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港其实并无多少实际价值，反倒会给敌方提供一个显而易见的死靶子，所以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如果中国领导层也模仿美国的模式来部署其水下核力量，那么，一旦各种保障技术成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的航迹将会遍布整个太平洋。　　


前苏联／俄罗斯：与美国的想法类似，前苏联领导人也认为，为了确保相互摧毁能力，苏联海军有必要拥有尽可能多的核弹头，以保证战争爆发后能够有效摧毁敌方的城市或军力集结点等高价值目标。因此，前苏联海军在大西洋海域部署了规模庞大的核潜艇和水面舰队，能够对美国内陆城市形成有效的威慑。　　


技术上的进步最终使前苏联倾向于采用更加安全保守的海基核威慑战略。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前苏联海军放弃了一度坚持的突破敌方封锁线、尽量逼近敌方海岸线、然后发射弹道导弹的传统战术(前苏联的军工技术人员不仅提高了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还为其研发了先进的分导式多弹头，能够一次性打击更多、更远的目标，这就为其采用新战术提供了技术支持)。此后，苏联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便很少再进入危险丛生的大西洋，转而将主要的发射区域设在了相对安全得多的北冰洋。在北冰洋，这些战略核潜艇不仅能够有效打击美国境内的所有目标，而且还能够得到附近苏联海军基地的各种支援。这一新的威胁令美国政府寝食难安，对里根时代美国海军战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之后，美国海军制定了积极进攻、夺取主动权、北上进入挪威海、威胁北冰洋苏联战略核潜艇的策略。　　


如今，中国海军也具备了在第一岛链内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一情景与70年代的前苏联海军颇为类似。　　


英国／法国：对于中国来说，英国和法国是另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实际上，中国与英法两国当前的核威慑战略也的确颇为相像——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满足于地区领导者的身份，核武库规模没有美国或俄罗斯那样庞大，但具备可靠且适中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伦敦和巴黎之所以作出建立本国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核保护承诺”可靠性的怀疑——英法两国领导层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爆发核战争，华盛顿未必真的愿意冒着美国本土承受敌方核打击的风险来为欧洲的北约盟国提供核保护。因此，只有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之后，才能够无惧于苏联的核威胁。这样一来，即便美国无法履行承诺，也依然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英法两国之所以不像美苏两国那样建立规模庞大的海基核威慑力量，主要是由于欧洲大陆的军事环境较为稳定，而且英法两国的军费预算比较紧张。　　


显而易见，英国和法国的水下核威慑力量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相比要弱小得多，但它们的部署方式却与美国海军如出一辙——强调进攻，其活动区域并没有设在守卫严密的近海海域或者陆基军事支援力量的支援范围之内。法国的所有战略核潜艇都部署在位于大西洋海岸的布勒斯特港，而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则主要巡弋于大西洋和北海等海域。如果中国也选择了这一模式，那么其水下核力量或许将会延伸至太平洋、南中国海甚至印度洋海域。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的覆盖范围将囊括位于太平洋的美国海军基地、部分美国本土甚至印度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等。　　


战略考虑　　


从上述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信息，当我们需要对中国日渐成型的水下核威慑体系进行分析时，这些经验能够对判断提供重要的帮助。　　


1、战略文化传统。上世纪7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一直在讨论着一个问题：苏联人真正的核战略理念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与其表现出来的相一致，它与西方的核战略是否相同?许多人坚信，根据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所普遍奉行的、以威慑为核心的“确保相互毁灭”的核战略逻辑不同，莫斯科显然在为一场核战争进行着准备，并且打算像打一场常规战争那样打赢这场核战争。　　


尽管核战略研究家和学者们声称所有国家在制定其核威慑战略时采用的都应当是相同的逻辑，但如果这些判断是错误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基于“确保相互毁灭”思想建立起来的核战略以及核力量体系或许从一开始就被引入了危险的歧途。由于对前苏联核战略的讨论刺激了学者们的神经，所以从那以后，在分析苏联所制定的政策和战略时，许多人开始将国家传统、历史和文化等因素考虑进去了。　　


承认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81年的一份美国海军简报称，当时海军作战部部长托马斯·黑沃德提出了“全新的苏联核战略理论，这一理论与此前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就连提出者本人都谨慎地表示，这只是一种‘可能’，苏联海军有可能采用此种战略”。总而言之，如果前苏联和其他国家都拥有独具特色的水下作战理论和观点，那么中国也没有理由会例外，在分析中国未来的水下核威慑战略思想时，或许也应当考虑到传统和文化的因素。　　


2、对威胁的感知。中国对于外部威胁的看法无疑将会对其水下核威慑力量和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各个核大国部署的海基核威慑力量所针对的一般都只是单一威胁。举例来说，美国和前苏联争相发展战略核潜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对方取得绝对核优势，从而防止对方肆无忌惮地发动核战争；而英国和法国则主要是为了威慑苏联，而中国则要复杂得多。除了担心台海冲突过程中美国可能会对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发动的袭击外，中国还需面对印度这个新兴的核国要的核威胁。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究竟会对中国海军水下核力量未来的建设规模和作战思想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3、技术水平的影响。冷战时期，技术水平限制了当时战略核潜艇的部署模式，它对于核战略和战术的影响力远比政治和文化因素大。在冷战初期，为了能够有效打击敌方的内陆目标，前苏联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不得不深入危险的大西洋。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到了冷战后期，这些战略核潜艇已经可以舒舒服服地躲在陆基防卫力量的保护圈内实施同样的打击。与之类似，西方早期战略核潜艇也由于导弹射程的限制而必须尽量靠近目标，同样大大限制了军事行动的灵活性。由此可见，只有当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被跨越之后，政治和军事因素才重新主宰了各国核战略的制定。例如前苏联选择了躲在严密保护的“堡垒”中实施远程打击的战术，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核潜艇则开始自由地驰骋在更加广阔的海域。　　


毋庸置疑，当第一支真正具备威慑能力的战略核潜艇舰队成型时，中国也将面对相似的技术障碍。而这些技术因素将会对中国未来的核战略战术产生何种影响尚需拭目以待。　　


中国的核威慑态度　　


为了准确判断中国目前水下核威慑模式的实际效果，我们有必要对其核实力以及核战略学说的发展过程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创建了一套相当独特的、与其他几个核大国都不相同的核战略学说。随着1980年首次水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中国终于获得了海基核打击力量，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核战略学说居然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一直还在奉行着许多西方分析家所称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原则，这一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严格的防御性态度，小规模的核武库，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决不使用核武器攻击或威胁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的官方文件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申着这些最基本的原则。　　


尽管中国国内和西方的分析家们正在激烈地讨论是否应当放弃“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但中国的权威人士似乎仍打算坚持现有的政策不动摇。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表述：“中国的核战略贯彻国家的核政策和军事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发展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这一“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对于中国的核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严格限制了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战备水平。有一位美国学者对此撰文指出：“与其他四个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核大国相比，中国精干高效的核反击力量……明显规模较小，武器种类较为单，战备水平也明显低得多。”　　


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中国目前的核态度尚未成熟定型，因此我们假设未来十年里中国的核政策将不会发生改变，尽管这一假设的可信度并不高。但如此一来，．我们至少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和众多分析人士确定一条基准线。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中国决定放弃这一政策的话，我们也能清楚地判断中国核政策的变更幅度。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保守的预测并不表示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核政策真的会一成不变。事实上，作为对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中国正试图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下核威慑力量，其战略核潜艇性能和数量上的提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众所周知，中国的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即外界所称的“晋”级)已经下水服役，而2006年版的《国防白皮书》也强调要加强海基核威慑力量的建设，中国海军要“提高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很显然，中国已经为其水下核威慑力量确定了更重要的使命。　　


迈向大洋　　


对于未来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建设，中国的防务计划制定者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哪种形式的体系结构是中国能够认可的?对于中国海军未来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哪些因素可能会对决策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中国打算最终建造多少艘战略核潜艇?要知道，一支庞大的核潜艇舰队不仅会对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有可能会触动潜在对手敏感的神经，进而引发核军备竞赛。因此，中国高层的决策犹如走钢丝，必须达到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既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同时又不会过度刺激其它几个核大国。　　


与陆基核威慑力量相比，战略核潜艇具有一些独有的天生优势，这使得海基核威慑力量更能引起高层的重视。与以机动能力强著称的公路或铁路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战略核潜艇的隐蔽性更强，活动范围和自持力几乎无限，因此其发射地点更无法预测，更加难以防范，因而威慑力也就更强。战略核潜艇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得军方能够从容地实施二次核打击，更好地贯彻中国政府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然而，战略核潜艇抽象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引起中国领导层对水下战略核威慑力量如此明确的重视。对于领导层来说，如何对核兵器实施有效的指挥和控制永远是最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将核潜艇的指挥权下放给战术指挥官。与冷战时的莫斯科类似，中国或许会倾向于对核潜艇的使用实施更严格的控制。另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如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沉重的预算压力)也可能是中国难以承担的。从理论上说，规模适当的战略核潜艇力量将能有效降低中国贸然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引发美国做出过激的反应。换句话说，中国或许会倾向于向外界表达一种克制的态度，建立一支规模有限的核潜艇舰队，从而对华盛顿维持稳定有效的威慑。　



对中国海基弹道导弹的合适装备数量进行精确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的规模既要能够满足国家战略威慑的需要，同时又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过激反应。具体地讲，如果中国海军装备4艘“晋?级战略核潜艇的话，按照每艘潜艇搭载12枚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装备3枚核弹头来计算，中国将拥有共计144枚潜射核弹头。如果中国海军装备6艘“晋”级，每枚导弹搭载6枚分导式核弹头的话，那么潜射核弹头数量将跃升至432枚。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解放军正在装备的下一代陆基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导弹也能使用分导式弹头。尽管无论是核武器的数量还是性能，美国对中国都仍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从144枚到432枚，如此引人注目的数量增加无疑还是会引起华盛顿极大的关注。虽然两国间核力量对比的微弱改变应当不至于引发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美国的防务计划制定者们似乎不会被动地坐等这一局面的出现，毕竟如此大的数量改变将会令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实现质的提升。　　


中国未来的战略核潜艇装备数量目前仍是一个尚在讨论的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估计，中国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和“晋”级战略核潜艇至少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服役。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梅普尔斯中将称，“射程超过8000千米的新型弹道导弹可能将于2010年左右完成部署准备。”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则认为该弹道导弹将于2007～2010年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情报处认为中国海军“最终可能将建造5艘“晋”级，这除了冗余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几乎在任何时间都至少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处于战备值班状态”。不过，民间对于中国海军新型战略核潜艇的建造数量却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较为保守一方的估计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判断比较接近，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一数字至少要翻一番。无论各方的争论多么激烈，都仍旧只是猜测而已，准确可靠的数字仍旧笼罩在迷雾之中。　　


从前面比照的一些例子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参数，以协助我们推断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部队未来的规模。第一，“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经过了敌方第一轮核打击之后，己方的核打击力量必须能够存活下来。因此，按照英国和法国进攻性的海基核力量规模来看的话，满足中国防御性核战略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应当是非常少的。第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唯一有能力对中国的陆基和海基核力量“同时”实施毁灭性先发制人打击的国家只有美国一个，这使得中国可以不必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印度等二流核国家身上，而只需要集中精力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换句话说，中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只需要瞄准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国家即可。第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未来的十年中，美国的反潜作战能力将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研制出革命性的反潜武器和水下传感器等，从而使海洋对美国海军变得“单向透明”。此外，从冷战结束至今，作为最有效的反潜作战手段，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部队和航空反潜中队的规模已经大幅度萎缩，许多人相信要想恢复到冷战结束时的水平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目前正在积极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不能有效拦截潜射弹道导弹，或许几十年之后才能具备这一能力。因此，即使中国的所有陆基核反击能力都在美国的第一轮核打击下被摧毁殆尽，但只要有一艘装备了分导式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存活下来，就仍能对美国实施毁灭性的核报复。第四，中国对与本国核力量生存能力有关的任何信息都进行了严格的保密，这也是多年以来中国核战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外界对中国的核力量状况一直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这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对于潜射核武器数量的需求。　　


上面这些分析表明，对中国未来水下核武库的规模，分析得越细致，结论就会越接近事实。许多人，尤其是美国海军指挥官都明白，至少需要三支航母远征战斗群才能够确保任何时间的需要，其中一支航母战斗群赶赴战区作战，一支进行训练和演习，并随时做好参战准备，第三支则进入船坞进行维护和保养。如果中国也采用类似部署方式的话，那么满足“最低限度核威慑”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并不会太多。即便高达50％的中国战略核潜艇被敌方的反潜作战力量所摧毁(这一比例视战略核潜艇的隐蔽性和静音性能而定)，也只需要同时有2艘处于部署状态即可满足对敌方实施核报复的要求。按照上面所提到的循环部署方式计算，中国只需要装备6艘战略核潜艇就可以实现“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了。而且，根据“晋”级核潜艇的技术水平、可靠性和生存能力等指标来看，中国甚至连6艘都用不了。如果中国海军也采用了美国海军使用的“蓝组／黄组”轮休体制——为一艘潜艇配备两套艇员，一组执行任务时另一组轮休，两组轮流休整，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潜艇的使用效率，而且避免了高素质艇员缺乏的现象，那么甚至只需要4艘“晋”级就能够满足需要了。　　


可能的部署模式　　


除了战略核潜艇部队的规模外，中国还必须认真考虑这支部队未来的部署模式。最近，有一些美国分析家对此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中国有可能会采用“堡垒”战略，这一战略可能是从前苏联那里学到的。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所处的亚洲海洋环境要远远优于冷战时的苏联海军，因此中国可能会试图复制苏联的模式，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调整。比方说，中国可能会将其战略核潜艇集中部署在防卫严密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同时部署大量攻击型核潜艇、岸基战斗机和水面战舰作为这些战略核潜艇的“贴身保镖”，以便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做出反应，挫败敌方军事力量摧毁水下核反击力量的图谋。　　


“堡垒”能够为高价值目标提供非常完善的保护，中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将能够据此毫无后顾之忧地实施攻击。从理论上说，中国现有的海基和岸基防御力量完全有能力确保渤海或黄海海域的安全，而且，这些濒海海域较浅的水深和复杂的水声环境对于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以公海海域为主要作战区域而设计的高速猎杀潜艇而言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尽管“堡垒”战略看起来优点非常明显，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将战略核潜艇集中部署在渤海等相对封闭海域会大大限制这些潜艇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从而增加了被敌方发现的可能；其次，这一方式将使战略核潜艇出色的隐身和机动性优势完全无用武之地；最后，由于潜艇的活动范围较小，必定会出现有部分打击目标位于导弹射程之外的局面，这就降低了核威慑的有效性，而且即便换装了射程更远的导弹，导弹的飞行时间也必将相应延长，从而增大了被敌方拦截的几率。为了克服这些难题，中国有必要建造一支规模庞大、实力出众的现代化海军，除了为战略核潜艇提供保护外，还能够有效协助它们突破敌方反潜力量的围堵和拦截，扩大其作战范围，提高水下核威慑体系的有效性。但这么做也有一定的弊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建设这么一支以保护核潜艇为主要使命的舰队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这势必会影响中国海军其它领域的建设，如台湾问题、保卫海上交通线问题以及海外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保卫等。　　


除了狭小的渤海湾外，中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还有可能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进行活动，这些地区也都在中国海基和岸基航空力量的支援半径以内。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将其外围海域打造成“具有优势的区域”。作为实现“海上拒止”战略的基础，在这些“优势区域”范围内，中国能够确保取得局部的制空和制海权。这一区域的范围主要位于第一岛链以内，大致从倭国列岛一直到北菲律宾。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施的话，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的部署范围或许将扩大到整个亚洲大陆沿海海域，尤其是渤海湾、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当然，如此一来，中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势必将面临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沿海国家海军的威胁，毕竟部署在南中国海的战略核潜艇会对南亚地区国家形成不容忽视的威慑。这种覆盖范围更大的“堡垒”战略无疑将会为解放军核威慑力量的部署方式提供更多的选择，当然风险系数也会随之升高。　　

最疯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有可能会突破第一岛链，将其战略核潜艇前出部署到太平洋海域。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水下核军备竞赛的记忆。有一些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可能会将战略核潜艇部署到南中国海海域，并在危机出现时隐秘地进入太平洋。如此一来，潜载弹道导弹所能打击的美国本土目标数量将大大增加。这一部署的优点在于，随着中国潜艇技术水平和安静性的不断提高，一旦这些潜艇进入辽阔的太平洋，那么对于美国的反潜力量而言，如何有效搜索并跟踪这些潜艇将是一件几乎无法应对的挑战。而且，这一战术还将迫使美国不得不调集更多的反潜作战力量，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来搜寻和追踪这些中国潜艇，从而显著削弱美国海军执行其他任务(比如“协防”台海)或对其他突发事件进行干预的能力。　　


不过，如果中国海军真的采用了这一部署方式的话，那么必将招致巨大的战略和战术风险。从政治层面看，战略核潜艇进入第一岛链甚至突入太平洋实施攻势部署的做法几乎必定会引起华盛顿的激烈反应。美国军很可能会将中国战略核潜艇突破第一岛链的事件视为一个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要知道，从冷战结束至今，俄罗斯的水下核威慑力量已经有几十年未出现在太平洋水域了，如今，中国人来了!由于“夏”级战略核潜艇只有一艘，因此严格说来中国此前并没有真正具有可靠的水下核威慑力量，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调整也可能标志着中国水下核战略的巨大改变，这将显著改变美国海军对中国核威胁的感受。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将潜艇部署在大陆近海海域或太平洋将处于美国及其盟国反潜力量的打击范围之内。冷战时期，美国建立起了一套范围广阔、先进高效的水下侦察网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水下监听系统　(sosus)，可以对苏联海军潜艇进行跟踪。在太平洋海域，在水下监听系统的帮助下，美国潜艇严密监视着苏联战略核潜艇在堪察加半岛附近的所有活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倭国海上自卫队进一步加强了在反潜领域的合作规模和深度，将苏联战略核潜艇的活动范围牢牢地限制在了鄂霍次克海和倭国海。　　


以这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水下监听系统为基础，再加上不断发展的反潜新装备和新战术，美国反潜力量从战术层面已经做好了对付中国战略核潜艇的准备。倭国海上自卫队对进入倭国领海的中国海军“汉”级攻击核潜艇的全程跟踪，说明其反潜作战能力依然很出色。在谈及“汉”级核潜艇误入事件时，倭国海上自卫队前参谋长大贺良平不无得意地表示，　“在美日反潜力量的严密监控下，中国潜艇如果打算悄悄地通过硫球群岛、台湾海峡或者吕宋海峡进入太平洋，就不可能不被美日反潜网察觉”。由于风险过高，中国战略核潜艇可能会尽量避免在这些海域活动，尤其在部署初期进行操作训练以及战术技巧和作战条令尚不明确的时候。另外，中国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战略核潜艇来实施这一风险较大、更具进攻性的战略。　　


根据前面所做的分析，中国海军可能打算在任何时刻都确保至少有两艘战略核潜艇处于战备值班状态。如果形势真的照此发展，那么中国的战略家们就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威慑美国这一主要使命而言，一些次要的任务如南下南中国海以威慑印度等将是不必要的浪费。除非弹道导弹的射程足以从第一岛链内的任何位置都能达到美国本土(这似乎不大可能)，否则距离美国海岸线越远，这些潜艇对美国的威慑力就会越小。　　


这些因素表明，中国战略核潜艇的部署方式会根据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在部署初期，中国很可能将潜艇的安全问题看得比实际的威慑效果更加重要，因此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堡垒”战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当这些战略核潜艇具备了远洋部署的条件后，中国或许会放松对它们的保护，并逐步扩大其部署范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部署方式——“堡垒”战略、近海部署、远洋部署等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比方说，当没有明显的外部威胁时，中国可能会选择以“堡垒”战略为主的部署方式；而当危机爆发时，则可能会选择近海甚至远洋部署的方式，以向敌方表明立场或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威慑。总的来说，即便只有一艘战略核潜艇，也能够为中国提供许多种选择，这主要是看当时的安全环境如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更大规模的水下核威慑体系　　


尽管从目前来看，较为克制的核威慑态度将是最可能的结果，但是面对着未来严峻的外部威胁和压力，中国如何才能继续维持这一核政策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十余年来，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曾不止一次地对中国调整其核政策——由最初的“最低限度核威慑”逐步调整为“有限度的核威慑”的前景做出过预测。许多西方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核威慑政策将变得更加灵活，从而适应更复杂、更多变的国际环境，这意味着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和型号都必须大幅度增加，以满足从战略到战术层面的各种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以及该政策在当前条件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等问题也表现出了怀疑和反思的态度。尽管目前官方的态度仍旧是坚持现有政策不动摇，但是有三个关键的问题可能会从逻辑上彻底颠覆这一政策的合理性。　　


第一，中国仍然坚持认为一方先发制人式的核打击是不可能完全摧毁另一方的核反击力量的——这也是“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的理论核心，这一认知的正确与否部分依赖于美国是否愿意承担中国核报复的风险。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美国战略家曾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应当利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彻底消除中国的核威慑。作为这种意见的反映，一名导弹防御系统的鼓吹者就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对华盛顿表现出敌视的态度，尤其是继续坚持“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的话，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必须建立起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如果华盛顿公然试图摧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的话，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将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包括建立更具进攻性的、规模更大、性能更先进的核打击体系，尤其是水下核打击力量。　　


第二，无法预料的技术突破或意外事件可能会对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建设步伐和方向造成重大影响。比方说，如果未来十年中美国建立起了更加完善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必将动摇中国对其核报复力量有效性的信心。我们可以想象，天基战略激光武器和其他先进战略打击武器的出现(尽管这一情况在近期内不大可能会发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核打击体系的发展方向。不过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迄今还令人怀疑在未来十年内能否取得重大突破。除非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飞跃，否则战略核潜艇仍将是中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王牌。　　


第三，美军所擅长的侦察／精确打击联合作战体系也可能对中国以战略打击为主要目的、保守而单一的大规模战略核报复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2005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音译)少将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使用导弹或精确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来进行还击”。他还对此解释称，以目前的中美军力来看，中国无法以常规战与美国抗衡，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一定要“协防”台湾，插手两岸冲突的话，那么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对美国本土目标实施核打击。　　


无独有偶，在一篇评估中国未来核政策将会如何调整的文章中，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如果在两岸可能爆发的冲突中，美国使用常规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进行精确打击，那么可能会迫使中国放弃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他还断言，“如果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严重受挫，台湾又趁机宣布法理台独，那么就根本无法想象中国还会坐视其核武器遭受敌方常规武器的精确打击，而不把它们真正用于威慑”。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能够使用常规武器实现与核武器完全相同的效果的话，中国将不可能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沈教授这一乍看起来在意料之外、细想之下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似乎与中国长期以来对于核讹诈的担忧完全一致。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一支规模更庞大的战略核潜艇力量，将是有效对付美国发动常规或核战略打击的唯一可行的威慑手段。　　


很显然，在下一代水下核威慑力量建成之后，中国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安全环境中获得一张有效保卫本国利益的战略王牌。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略核潜艇并不是中国破解上述战略困局的唯一手段，事实上中国正在积极发展一系列的非传统反制手段来提高本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比方说，中国已经向外界展示了一大批用于反制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成果。2007年元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不仅证明了中国发展多种威慑手段的决心，同时该武器的研发成功也确保了中国未来的核威慑力量不会因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而失效。　　

结语　　


本文论证了中国未来核威慑力量在性能水平和数量规模方面的显著提升对其核威慑战略、实力和思想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将如何尽力使这些影响(至少在战略层面)不会彻底颠覆长久以来一直遵循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对其核威慑政策的某些具体条款进行了修订，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国际安全环境。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核力量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战术灵活性都仍居于劣势，但随着新一代战略核潜艇的下水服役，中国的核威慑体系将更加有效，更加可靠。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对中美两国核力量目前的改变趋势表现得过于吃惊，而应当尽力适应这一趋势，使中美两国的核力量均衡态势更加稳固。　　


在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过程中，隔阂与交流、渴望沟通与相互敌视的心理仍将继续存在。除非中国和华盛顿都明确反对并以实际行动积极阻止一场冷战式的军备竞赛，否则中国的核威慑态度就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而这一切其实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