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赞誉为女中豪杰的民国律师 宋庆龄称其为“先生”

新浪历史 2016-08-13 10:47 评论数:

被毛泽东赞誉为女中豪杰的民国律师 宋庆龄称其为“先生”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苏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学生时代的史良即表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个性:她因参加1925年的“五卅”示威游行而被捕一天;因不满法政大学的办学方针,组织100名同学集体脱离法政大学而进入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从此史良和法律结下不解之缘,史良也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她后来能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律师,和董康的培养关照是分不开的。­

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1931年史良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史良具有做律师的天赋,她熟练的背诵《六法全书》让人惊叹不已。一年后,史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她当律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正如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法律虽然被一般人轻视,但在目前我们还需要它,同一样东西要看人的用法怎么样。我曾看见多少被陷害的有着革命意志的青年,有冤无处诉,他们没钱请律师,我感到不彷在这方面试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事实上史良也是这么做的,对一些穷苦人没钱告状,史良就免费帮他们打官司,而且竭尽全力的营救革命者,经过她的不懈努力,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左翼作家艾芜、贺龙的前妻向元姑、中共地下党员任白戈都被她营救出狱。­

毛泽东盛赞她为“女中豪杰”。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5年12月21日,史良在上海发起妇女救国会,第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14人被选为常务委员。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救国会发展也很快,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史良、沈钧儒等7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史良在狱中不但坚拒绝敌人的诱降,而且在开庭审讯时,律师出身的史良,以谙熟法律条文和出色的雄辩,驳得检察官瞠目结舌。“七君子事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营救下,无罪释放,作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功不可没。毛泽东听说她的传奇事迹后,连连称她为“女中豪杰”,当是对她最好的肯定。­

她对毛泽东说“蒋介石不可信”。史良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斗争的最前沿,在观点和价值取向上逐渐向共产党靠拢。1945年9月,史良出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并作为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重庆谈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史良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并提醒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

解放前夕,史良在国统区坚持民盟的地下斗争,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曾发出密电“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史良仍旧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了许多被捕的战友。­

“史先生”力劝宋庆龄参加新政协。史良和宋庆龄的关系一直不错,宋庆龄久居上海,史良不逊男儿的巾帼豪情让宋庆龄刮目相看,二人相交甚笃,宋庆龄尊重地称她为“史先生”。1949年8月,为了争取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并由邓颖超亲自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

但是,廖梦醒并没能劝动宋庆龄,宋庆龄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实则是婉言拒绝。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在史良的力劝之下,宋庆龄才最终下定北上决心。邓颖超后来这样评价史良: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在追求进步的另一面,史良也是一个温情的女人。她和丈夫陆殿栋的婚姻,持续一生,感情甚笃。史良的女婿刘硕在座谈会上略带愤怒地说:“社会上有的书中毫无根据地臆测父母一生感情不好,为此,我专门走访了了解情况的同志,大家都说绝无此事。我只能说,以不实之词编写虚构情节来找卖点的作者是非常无聊的。”

陆殿栋小史良七年,他俩相识于上世纪30年代。其时,史良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律师,英俊潇洒的陆殿栋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译员—并不是传闻中的普通巡捕。“父亲得知巡捕房要捕什么政治犯时,常提前通知母亲,母亲则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或告知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转移,两人在工作来往中感情日深。”刘硕说。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陆殿栋始为史良奔走,送她到自己的亲戚家躲避,后又陪侍她到苏州投案。1937年史良出狱,两人便结为秦晋之好。

“有的书中渲染,抗战时期在重庆,史良与罗隆基有过一段罗曼史,后因为浦熙修的介入,史良断然中止这段情史,与陆殿栋结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史良与罗隆基只是正常的书信来往,当然一向浪漫的罗隆基可能会有一些暧昧而多情的表达。1947年,上海的小报也曾用轻佻的词语,夸张地臆测两人的关系,这些都不足为信。事实上,史良与陆殿栋早就结婚了,而且婚姻生活很稳定。”王海波告诉记者。

“事实证明,母亲所选择的伴侣,不仅在生活上互相体贴,在事业上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从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解放前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母亲的每一次转移、藏匿及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都由父亲陪同。”刘硕说。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陆殿栋哀痛过度,突发脑溢血弃世而去。“这对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经常眼泪无端垂落,每天都要在父亲的遗像前默坐一两个小时。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戴着黑纱,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刘硕说。

史小红透露:“有的书中称母亲在1966年被批斗的时候,造反派拿着她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质问她两人有何关系,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爱他’。对这点我很气愤。我问了当时很多在场的人,根本没有听过这句话。”

王海波也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史良不可能说‘我爱他’,这是天方夜谭。我碰到过民盟当年的在场者,他们都说没有这事儿。”然而,身历此事者因种种原因,面对记者与社会的追问又保持固执的沉默。

一度,史良的后人考虑用法律手段来澄清种种传闻,但终究没有施行,患在“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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