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国空军崛起逆袭 日军机干挨打冈村宁次哀嚎

新浪历史 2016-08-13 10:58 评论数:

抗战后期中国空军崛起逆袭 日军机干挨打冈村宁次哀嚎

1940年5月,侵华日军制定“101号作战”计划,调集飞机数百架,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进行攻击,为期三个月。在这次行动中,日军配置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其性能远远超过中国空军拥有的苏制、美制飞机。

5月18日,54架日机袭渝,拉开“101号作战”序幕。

据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5月21日夜,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重庆《国民公报》报道,5月22日我空军击伤敌机2架。5月26日,空军及高炮击落日机2架、击伤1架。5月30日击落1架。6月10日,日机126架来袭,我空军前往拦击,击落1架。6月12日,日军分三波轰炸重庆,第一波54架、第二波27架、第三波54架。郑少愚率队迎战,击落日军96式攻击机3架,击伤多架。蒋介石传令嘉奖参战将士20000元。7月,击落日机12架,一架敌机残骸被老百姓抬到市区示众。

然而,日本具有生产战斗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远程轰炸机的能力,月产量至少在500架以上。中国不能制造飞机,连燃油也依赖进口,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将士仍争先恐后奋勇杀敌。

9月13日,日本海军航空兵36架轰炸机在13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四大队起飞34架迎战。按原有战术,待敌轰炸机返航时出击,双方在重庆以西璧山县上空遭遇。

恶战中发现,我军飞机完全不敌“零式”战斗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高又新和司徒坚被重重包围,形势危急。郑少愚单枪匹马冲进重围,杀开一条血路,率领高又新和司徒坚脱险。此时,郑少愚战机已经弹痕累累。高又新和司徒坚被救出后,各找目标厮杀。司徒坚被敌“零式”机击中不幸阵亡。陈盛馨座机被打伤87处,操纵器失灵,左手也被击伤,仍驾机脱险。

半小时之内,我军被击落13架、迫降11架,剩余10架撤退到川中遂宁机场。

作战中,飞行员杨梦青、曹飞、刘英役、何觉民、张鸿藻、司徒坚、余拔崴、黄栋权、康实忠、雷庭枝等10人阵亡,郑少愚、陈盛馨、王桂谦、王广英、武振华、龚业悌、韩文虎、徐吉骧等8人负伤。

空战结束后,璧山县民团前往搜寻,到晚间22时寻获烈士遗骸,清洗后以白布包裹,并赶制了10口棺材装殓,上覆国旗。次日璧山县军民及空军代表举行公祭。15日晚全体烈士遗骸移往南山山麓,埋葬在1938年冬季修建的“空军坟”中。

飞行员徐吉骧回忆说:“直至半年后才知当时遇到的是什么飞机。我军的俄制飞机和“零式”机一接触,就知我机的性能及马力及灵活度都比日机差太多了,虽知是如此我们依旧奋战不肯脱离战场,我见到我方的战机一架架坠落及有人跳伞。”

1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简报会上,副大队长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说:“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如日本,如今他们又拿出新的飞机来打我们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航空委员会下令报复,令尚可起飞的9架飞机飞往武汉,但在途中又命令中止行动,泊机广阳坝。因为最后的本钱要用于保卫陪都。

“九一三”空战乃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损失最大者,元气大伤,难以作战。航空委员会先任命刘宗武代理大队长,后委赖逊岩为大队长。又从苏联买进一批战斗机,补充四大队实力。飞行员们个个视死如归,头一天没被击落,第二天接着上天。

在此阶段,飞行员想得最多的,仍是拼死保护飞机,被击伤或在座机发生故障时放弃跳伞,拼命驾机开回基地以图修复。不少飞行员就是护机而死的。莫仲荣在梁山赴安康途中因飞机故障迫降龙王庙失事殉职。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六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8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他在起落架被敌人击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结果机毁人亡。

然而在数量、质量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空军已无法阻止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市民目力所及,天空中全是“膏药旗”。

据《国民公报》报道,1941年日机空袭最为严酷,共计空袭47次,出动2567架次,平均每次超过50架次,如入无人之境。全年仅以高射炮击落2架敌机、击伤4架。面对乌云般的敌机,民众悲愤地询问:“我们的空军到哪里去了?”

真实的情况是,1941年4月13日,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苏联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撤回志愿航空队。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航空志愿队全部撤离中国,中方无法再得到任何援助。斯时美、英列强坐视远东战火置若罔闻,保持所谓“中立”,中国感到无比震惊和孤立无援。直到同年10月美国“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不足百架,仅存的苏制飞机因没有零配件维修,听到防空警报便起飞逃离机场。这是中国空军最黑暗的日子,也是国人最为耻辱之时。

7月,蒋介石当面质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依旧处境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慷慨地向中国表示同情和友谊,并且像英、苏两国一样向我们提供物资援助,但是中国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当战争结束时,能否保证其它民主国家不会疏远中国,并平等地对待她?”

为保存有限的实力,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不时转移。耳闻“飞机躲警报”的讥讽,空军将士咬牙切齿,等待报仇雪耻的日子。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在1942年新增飞机275架,重振雄风,与美国盟军“飞虎队”并肩作战。

1942年中,日军忙于太平洋作战,虽数次派侦察机前往重庆,但半途中即被驱逐。日军不敢来,中国空军便找上门去。1943年5月,中国空军及美国盟军猛攻汉口、沙市、宜昌等地,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敌机场5处。6月6日,我军以P-40机13架,由继任第四大队长李向阳率领,向聂家河之敌进攻。返航途中在梁山机场降落加油时,日机多架侵入机场上空投弹。中队长周志开单机抢先冒险起飞,冲向日机群,左右开弓,一人击落敌轰炸机3架、击伤多架,创造空战新纪录。8月23日,日机27架前来投弹,我军出击,一举击落2架,击伤多架,其余作鸟兽散。此乃日军对重庆最后一次空袭,“膏药旗”从此不再出现。

11月下旬至1944年2月,中国空军以第一、二、三、四、十一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美国十四航空队,连续出击,击落日机39架、击伤17架、在地面击毁12架,予敌重创。

第四大队还先后参加中原会战、长衡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创造辉煌战绩。

日军航空兵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挨打。到抗战末期,哪里有日军航空兵,哪里就是中国空军争先恐后进攻的目标,中国飞行员甚至是有点“盼望”着在天上发现日军飞机,每发现一次都是一群中国飞机追着日军飞机开炮,日军航空兵见到中国空军常常是掉头便逃。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哀叹:“敌机如此猖狂,皇军几乎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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