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重农抑商,更多是在考虑政治成本

南方周末 2016-09-05 10:56 评论数:

不能仅从直接获“利”多少的物质角度来计算。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倾向,既是农业社会的习惯思维,也有其发展历程。

古代本有“工贾食官”的传统,孟子曾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这样的工匠贾人多近于官奴,身份很低贱。而工贾之事也是鄙事、贱事,贵族既不愿参与,大概也不得参与。秦汉时诏令律条中常将贾人与罪人、赘婿等同列,作为卑贱而国家可征发的社群,就是上述传统的遗存。

但春秋战国本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晚周的一大变化,是贵族制的崩溃。用通俗的话说,孔子一个最持久的贡献,或即提出了以文化代替血缘的高贵思路,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一个通过读书而确立其地位的精神贵族,为社会所供养。而贵族体制的崩溃也带来思想和行为的解放,使一些商贾有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身居相位。孔子就曾用“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来解释其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这里当然有谦逊,但若世风不变,这样的谦逊恐怕说不出口)。

不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在周秦诸子之中仍相当普遍。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司马迁说的,更多是特指以“末业”为“贫者之资”,略近于今日所谓“脱贫”。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后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门”明显指谓鄙贱之事。古人善用对偶表述,这里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经商者类同于女性之倚门卖笑者;岂止是富而不尊,简直就是虽富却贱。也就是说,贫寒者可以借“末业”致富,若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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