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论地主、资产、与贫民的复杂关系

人民网 2016-08-17 16:20 评论数:

这位贫民会主席相当直率,抱怨生活艰难,要想方设法搞鸦片。

土地是不动产,牲畜和粮食是动产,农民可以带着动产逃离,却搬不走不动产,所以征税者喜欢将税收加在土地上。

一头骡子可以买一座山。

这座山并非空山,山上种着玉米小米蔬菜,25元就能买到,而一头骡子值30元。

这种匪夷所思的价格,就记载在《西行漫记》中,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苏区,经过一个叫周家的村子,当地贫民会主席这样告诉他。

这位贫民会主席表示,山不值钱,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不过这些值钱的东西加起来,花100元就可以全部买到。

这位贫民会主席相当直率,抱怨生活艰难,要想方设法搞鸦片,但他喜欢红军,因为红军来了不用交租和税。

如果没有红军,他一年要缴纳40元地租和税收,对他的收入而言这无疑是相当高的。这也难怪土地价格便宜,而土地上的产出,比如牲畜和粮食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因为土地是不动产,牲畜和粮食是动产,农民可以带着动产逃离,却搬不走不动产,所以征税者喜欢将税收加在土地上,降低了土地的含金量。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兵荒马乱之时,人员死亡或流失严重,土地供给相对过剩。

所以如有自然灾难或战争,土地价格就会大打折扣。

同样是《西行漫记》记载,中国西北地区1930年灾荒中,3天口粮可以买到20英亩土地,陕西的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到百分之二十。斯诺在红区遇到很多农民无法拥有土地,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两三银洋一亩。

这就难怪,工农红军可以在西北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父亲购买土地的故事,则显示一个和平时期普通农民如何通过购买土地致富,

《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口述,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原本是个贫农,年青时因负债过重去当兵,回到村子做小生意,买回原来的土地,拥有15亩地成了中农,年收入为60担(每担合100斤),一家五口人吃35担,后来又买了7亩地,变成富农,每年有49担谷的剩余。

毛泽东没有提到土地价格。但是根据记载,土地价格相对土地产出而言并不高,毛顺生家庭稻谷有剩余是购置土地的关键,否则即使土地再便宜也买不起。

按道理讲,因为土地便宜而租金不菲,毛顺生可将收租用于继续购买土地,从而实现土地集中。投资土地的回报率很高,比如,1939年中国的货币地租与地价的百分比在10%以上,以地租购买年只用7—9年。

但是那时土地并未大规模集中,这其中的原因,是贫困者很难攒到余钱购买土地,而富裕者大规模收购土地并不容易,地主收入并不稳定,佃户如遇荒年可抗租,交租并不像契约上规定的那么爽快。

当时的租佃关系相当复杂,出租者往往并不拥有土地的绝对权力,附着在土地上的权力种类相当丰富,租户甚至可以将土地所有权转让他人而地主却无权过问。而且,租金也并不是净收入,乡村社会对地主和普通人的要求也不同。

即使土地买卖已经完成,土地出售者还可以轻易毁掉契约关系,而要求补偿。旧时土地是赖以生存的资产,轻易不会卖掉,一般都是救急,此时购买者往往有趁人之危之嫌,名声并不好。毛泽东就评价其父收购堂叔7亩地为不义。

地主也附有很多道德义务,《西行漫记》中彭德怀回忆道,他17岁那年发生大饥荒,200多个农民涌入一个大地主家,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饥荒之年地主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大地主拒绝,最后彭德怀领着饥民打到他家里分了粮食。

当笔者试图查找旧时地租、土地价格、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程度时,发现这些问题令人一头雾水,旧时社会有足够的复杂性,契约抵不过惯例,社会环境对土地兼并有排斥。

历史上大规模土地兼并并不多见,往往有特权在背后支撑。以上种种,也是我国农民占有土地始终比较平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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