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教训:强制认同基础最差 有害于长治久安

2019-06-12 11:49 评论数: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西汉,太傅)《过秦论》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秦帝国:一个强制型组织失败的典型案例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有组织理论认为,一切组织分为三类“心理契约”,一曰“强制”;二曰“计算”;三曰“合作”。强制的意思不用解释;所谓计算,指的是双方以自由之身、为满足各自愿望而实行的交换,凡是以物质利益为基本回报的组织都属于这种,典型一例就是雇主用工资换取员工的服务;而合作则是以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因而其间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最高水平,回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物质、金钱。

  按照同样逻辑,强制的认同基础最差,也最有害于长治久安。尽管从表面上看,强制或奴役的办法特别简单易行,一挥鞭子,事就办了。不过那只有一时间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很低的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甚至一下子就降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制型组织的典型案例就是秦朝。它的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

  本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六国旧贵族中不少人都想刺杀他,从燕国的敢死队队长荆轲,再到韩国的破落户张良,都试过这一招,结果都没成功。“数死竟不死,天意未可知”。可为什么这个庞大帝国,眼看已经把所有的反对派和潜在反对派都收拾掉或控制住了,不存在可以想见的国内对手了,却让陈胜、吴广带着一帮“泥腿子”一下子给捅了个大洞,从此墙倒众人推,垮下去而不可收拾呢?一个直接原因,按西汉青年政治学家贾谊的经典论断,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强制性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惧怕。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连惧怕也没有用了——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除非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何况天下的陈胜、吴广何止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的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等浩大工程,中原地区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且不说田地里还剩谁从事生产,集市上还剩谁从事交易,仅这些工程有多残酷,要死多少人,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已不难想见。

  “谩役生民防极塞,不知血刃起中原”,后世文人一再咏叹: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真的那么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一种民间心理,或一种想象中的“心理契约”;跟这种民间心理的高度相比,秦朝政治的现实,的确落差悬殊。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这样的员工队伍,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低的,而在内部引起纠纷(祸起萧墙)的概率又无疑会是最高的。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胡曾《长城》)

  有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尽管对外征服掠夺,对内压制强迫,战时经济看起来一时声势浩大,但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动员,即国家对GDP的占有程度,仍未能超过实行开明统治的英国。这可以说也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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