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结束南北朝270年乱世,却38年亡国,重评隋文帝统治之失

2019-09-30 09:15 评论数:

隋朝是结束魏晋南北朝大乱世的大一统王朝。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却只存在38年。为什么一个号称”甲兵强锐”、”风行万里”的皇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率土分崩”呢?以往人们往往认为,隋朝的灭亡,主要是隋炀帝不恤民力,暴虐为政所致。然而,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锅全甩给炀帝,是有失公允的。其实,开创了“开皇之治”隋文帝,也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责任。

一、隋政权先天不足,特别容易腐朽

隋王朝的诞生,与汉、唐、宋、明、清等朝代有所不同,不是建立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而是采用宫廷政变方式,从北周静帝孤儿寡母处轻易夺取的。

这种建国方式虽然容易,却带有先天不足的特征。为何如此说呢?

经历过农民战争而立国,不管统治集团是不是农民起义领袖,都能认识到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对天下民心不能不有所照顾。故而建国后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

但隋朝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并没有从广泛的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深刻的教训。所以,隋朝统治集团贪暴腐朽的道路,要比其它皇朝更快更容易。

隋朝统治集团,基本来自北周、北齐,而这些人,大多数出身于掌权数十年的高官勋贵家庭,他们甫一建国,都快速进入了奢侈腐化的节奏。

关陇集团的开山鼻祖

例如隋朝开国功臣李穆的家族,李穆死后,几个儿子不思建功立业,而是迅速陷入争夺家产、追逐高官厚禄的斗争中,李穆的第十子李浑居然指使凶手杀死李家的嫡孙,以便自己能争到父亲的爵位和家产。他成功后,迅速过上了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李穆家族本来是陇右威名最盛的大家族,在西魏北周时代一直都是官高位重、举足轻重的勋臣之家,结果到了隋朝,不仅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却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最终,这个大家族终因内斗、政治倾轧等原因而被全族诛灭。

李浑的惨剧只是隋朝高官贵族的一个缩影。

即使是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隋文帝称帝第二年,为了显示新朝气象,便急不可耐地征发大量民夫,建设新都大兴城。大兴城旧址面积约70平方公里,是清代北京皇城的4倍多。

593年至595年,隋文帝又令大臣杨素在岐州造的仁寿官,杨素迫使民工平山填谷,营造宫室,工程紧迫,逼死几万人,死人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但隋文帝还给杨素大量赏赐,并称其为忠臣。598年,隋文帝又令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隋文帝还崇信佛教,到处”建庙立祀”“普建灵塔”,等等。不知耗费了人民多少生命和财富!同时,隋政府还对人民实行了重租政策。因此,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特别在其后期,广大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指出的:”不待炀帝之骄淫,而民已无余地以求生矣。”

二、均田制有名无实,人民倍受剥削

隋朝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实行均田制。

这项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为农民生产者计口授田。但是这项制度并没有实施下去。

因为隋的建立,没有经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扫荡,官僚地主没有受到起义农民刀劈斧砍的惩罚而减少,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也自然未受到农民革命风暴的有力冲击,所以,土地占有关系也必然得不到如同汉、唐等皇朝那样的调整和缓和。

隋朝虽然颁布了均田令,但这项制度不仅在南方各地未积极推行,即使在北方也未普遍而认真实行。其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其一,农民占田数不足。关中和河南河北山东均田制推行的比较普遍,但执行过程中很不公平。关中人多地少,一个丁男按规定可以分到80亩露田、20亩永业田。古代粮食产量非常低,亩产小麦百十来斤就算不错了,所以要占有大量土地才能维持生计。况且,这100亩田中还包括种桑、果、麻的分量,一家农户所有的副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也都在这100亩田中。但是在关中这种地方,一个男丁仅能分到20亩田,差距太大了。丰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所需,一遇荒年,因为没有积蓄,很容易发生饥荒。

其二,统治阶级占田过多。隋朝对官员、宗室的政策非常优厚,诸王至都督可分永业旧百顷至三十顷。京官和地方官还有大量的职分田,如京官从一品至九品多者五顷,少者一顷。隋朝对勋贵的赐田也是经常而大量的,如隋文帝两次就赏赐给大臣杨素田一百三十顷,赐给来和”地十项”,对柳庄、陆知命等人也都”赐以田宅”。官僚地主还凭借权势和财力兼并土地。总之,他们占有的土地远比均田农民多得多。纳言苏威对这种官多民少的现象忧心忡忡,曾对隋文帝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不被采纳。

因此,隋朝自始至终,土地问题都十分严重,农民阶级与官僚地主的矛盾,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和尖锐。这是隋统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王夫之在评隋朝均田制时曾说:“均田令行,狭乡十亩而籍一户,其虐民可知矣”,又

说”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隋文帝“君富而国亡”

传统印象中,大多认为隋文帝作风节俭、对百姓相对宽容,赋税也比较少。

从一些史料看,确实容易造成这种印象。

隋文帝时,农民的调绢负担,比北周、北齐稍有减轻,役差不多,但是,对农民征收了比前代重得多的租粟。隋文帝即位后,就规定丁男(含丁男的妻小)一年输租粟三石,终隋世而未改。因隋文帝时度量衡有改变,旧三升才合新量一升,故新量三石当合旧量九石。在几个实行均田制的皇朝中,隋朝的田租剥削量比北魏、北齐、北周和唐朝都重得多,剥削率是最高的。

除正租而外,隋政府还通过义仓制度,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隋政府规定,义仓分三等纳粮,”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三至三十二,加到一起,剥削率更是远远超过魏、齐、周、唐。实在是精于搜刮。隋”国富”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封建社会,国愈富,则民愈穷。隋朝就是这样。

以隋文帝为代表的隋国家,正当”库藏皆满”之时,隋朝政治重心的京辅和三河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却过着”衣食不给”的痛苦生活,594年,关中大旱,广大人民无以为生,令广大百姓一路乞讨,去洛阳”就食”“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隋文帝,不开仓赈济,而是找饭吃。一遇灾害,人民就无以为生。可见,隋朝广大农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虽然发展了生产,却未改善自己的生活,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被搜刮进了隋国家的仓库。总之,隋朝之富非民富,实为国富而民穷也。

北朝以来,社会矛盾积累的很深。早在北齐和北周统治末期,以及陈朝统治时期,北方和南方的阶级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了。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并未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相反,使阶级矛盾进一步积结和激化。

隋文帝统治时期,农民起义已经在各地不断发生。597年桂州李光仕聚众起义。同年,岭南人李贤据州反。602年,又有“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604年,熙州李英林聚众反。开皇一朝,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华阴一带也有很多小股起义武装。人民起义此伏彼起,连隋文帝也不得不承认”盗贼繁多”,只不过还未汇合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罢了。

四、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

隋朝统治集团,大致分为关陇、山东和江南三个大集团。这三大集团,由于各自利益属性问题,从隋朝一建国就互相抑制。

隋文帝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施行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质,就是把隐藏在世家大族门下的奴婢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编户人口。关中的户口隐附问题,早在北周时代就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但在北齐旧地和南陈并没有完全实行。这一措施从经济上限制和打击了山东和江南的世族豪强势力。

所以,当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关东和江南的地主阶级中,均”无勤王之师”。相反,在农民起义的高潮中,他们则纷纷乘机起兵反隋,以求割据称雄。关东梁师都、刘武周、罗艺和江南的萧铣、沈法兴等官僚地主的起兵即是。而官僚地主的反隋军,则是推倒隋政权的另一种力量。

隋文帝对自己的统治班子,也非常苛刻。

隋文帝的政权是篡夺来的。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不服,经常处在唯恐别人夺权的精神紧张状态之下,于是形成了容易猜忌的政治作风。许多开国功臣,特别是手握重兵的将领,都被隋文帝残忍地屠杀和清洗。

隋文帝曾规定”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这就是说,功臣只能有职而不能有权。观德王杨雄是杨坚的亲属,但隋文帝嫌恶他威望太高,把他的兵权剥夺了。尚书仆射(尚书省的长官)杨素在隋文帝执政的中后期逐渐权重,文帝就暗示他不要到尚书省办事,业务交给各部的尚书干就行,从而把杨素给架空了。隋朝开国第一号功臣高颎,也因为在废太子事件上不合文帝的心意,被无情地剥夺一切职务。尚书仆射苏威也以与礼部尚书卢恺等”共为朋党”的罪名,被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灭陈功臣之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先被免官,后又遭下狱。

开国第六年,因为长期受猜忌和排挤,开国功臣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等人铤而走险企图谋反,结果全部被杀。有不逊之言但实无反状的佐命功臣王谊被赐死于家。597年,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也以莫须有罪名被诛,功臣王世积怕被迫害,托病不参加朝会,但也被隋文帝找茬杀死。上柱国李彻因与高颖关系密切,也被隋文帝用毒酒害死。600年,出生入死,”有李广之风”的上柱国史万岁被杀,因死非其罪,故”死之日,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

唐魏征总结隋朝的功臣,“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真是令人心寒。

隋文帝统治下,不仅”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

总之,由于隋文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政策失当,因此,他不能把统治集团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相反,大大削弱和分裂了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集团的力量。后来,隋炀帝继续并发展了隋文帝的错误政策,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所以说,隋朝之灭亡,虽说最终亡于炀帝之手,但许多原因都根植于隋文帝时代,正如魏征所说,隋之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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