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会败?逃往台湾的一个兵团司令晚年讲了一个亲历的故事

2020-06-29 11:19 评论数:

  1945年秋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大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肆“劫收”,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给被接收地区的工商业带来新一轮浩劫。

  民众给这些接收大员用“五子登科”画像,极其精准:“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

  凡此种种,令光复后的国民政府得了故土,失了民心。最高峰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接收大员们为了中饱私囊,不惜相互倾轧,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时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其时,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的不少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

  这也怪蒋介石本人,他经常接见一些高级将领时,喜欢问对方家里的情况,然后说给你一笔钱,家里人做个生意吧。靠这样拉拢将领,在共产党这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一手抓军事,一手抓自家的生意,这样的将军还能打胜仗吗?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们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钱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所以仅仅三年的时间,蒋介石就败离大陆,无可无奈何花落去。

  在1948年秋冬的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国民党徐州剿总战斗序列下共有4个主力兵团,以及4个绥靖区的部队,分散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铁路沿线上。单说徐州东部地区,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李弥第13兵团(驻地在碾庄)、黄百韬第7兵团(驻地在新安镇)、李延年第9绥靖区(驻地在苏北的海州和连云港)等3股军事力量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国民党政权的国防部让海州李延年部沿陇海铁路迅速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华东野战军的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绝不能走漏风声。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也就是1948年11月5日的晚上,李延年正要上床休息,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

  李延年觉得莫名其妙,就回答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事后觉得不对劲,李延年就给南京方面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果然如此,说命令天亮就到。

  李延年晚年在台湾写的回忆录中就此事的议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换成谁,都难以接受如此荒唐的情况,李延年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太蹊跷了呀。

  后来经过查证,来见李延年的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

  刘峙的贪财在国民党中人尽皆知,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的利害关系,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真是混账,令人无语。

  李延年的知名度,很大程度来自当时军界的“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三李一王”,是指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四个山东人,三李即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一王是王耀武。

  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李仙洲是山东长清县(今济南长清区)人,李玉堂和李延年都是山东广饶县(今东营市辖县)人。

  为何说“三李不如一王”呢?因为三李都出身于黄埔一期,资历老,王耀武出身于黄埔三期,资历浅。但到了解放战争期间,王耀武已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国民党政权的封疆大吏,而此时,李仙洲只是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是王耀武的部下;李玉堂只是整编27军军长,李延年也只是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职位都低于王耀武,故有此说。

  当然,论打仗水平,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也都远不如王耀武。

  王耀武也是位有名的贪财将军。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进行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全歼守敌王耀武所部10.4万余人,王耀武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

  当时准备增援济南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就曾判断,王耀武守不住济南。黄百韬在事后曾这样说:当初济南被包围之时,我们就能通过无线电话,听到王耀武向身在南京的家属叮嘱家务事,这事要怎么做,那事要怎么做,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在战事这么紧迫的情况下,王耀武身为统帅,这么顾及家事,怎么可能全心投入到指挥之中?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也曾遭遇过李延年那样的痛楚感受。

  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随之落幕。驻守徐州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觉得,徐州的周边地区无险可守。如果继续在这里坚守的话,就会和黄百韬那样被包了饺子。

  蒋介石也舍不得损失这些军队!他命国防部制定了一份撤退的机会,并让杜聿明坐专机来南京面谈。

  回到徐州后,杜聿明马上部署了徐州大撤退事宜。

  杜聿明认为,此事兹大,切不可事先被华东野战军知道。所以,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以此来迷惑华野。

  那天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谭辅烈,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

  但警备司令谭辅烈很快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了徐州。”

  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中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不泄密才怪呢。

  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指挥下的55万人,华野和中野取得了全面胜利。

  淮海战役是我军60万解放军对阵80万国民党军,只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人,还有25万左右的国民党军去哪了呢?原来这80万国民党军包括当时驻守在战场南线与蚌埠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

  但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遵循“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国民党传统,看着友军被解放军包围歼灭,没有真正参加淮海战役的战斗,自然也就没有被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歼灭。

  在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前,李延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6兵团司令长官,驻防在浦镇、浦口,为汤恩伯的主要副手。

  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延年从南京撤退到杭州,再次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十几万大军。

  6月下旬,蒋介石把死守福建的重任交给了一退再退的李延年。

  8月中旬,解放军对福州发动攻击,李延年指挥的七万之众全军覆没。在慌乱之中,李延年只带了兵团司令部十几个人坐上飞机,逃到平潭岛。

  蒋介石很重视平潭岛的战略地位,故特派陈诚前往平潭岛,当面把死守平潭岛的任务交给李延年。

  此时在平潭岛的国民党军,为李天霞的第73军。

  曾坑过张灵甫的李天霞,又坑了李延年。平潭岛被解放了。

  李天霞和李延年先后逃到台湾后,蒋介石大怒,当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之罪名将他们扣押起来。随后,在军法审判中,李天霞一口咬定是奉李延年的命令才撤退平潭岛的。第6兵团参谋长(司令官是李延年)孙鸣玉也落井下石,说李延年曾以口头命令要求李天霞军撤退。于是,李延年和李天霞都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两人被关押的时间都很短。李天霞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李延年从此闲居台北郊区,一无军职,二无职业,生活十分艰难,每日三餐只能以辣椒盐水蘸馒头过日子,连抽烟的钱都得向昔日的旧部借讨。1974年11月7日,李延年在极度贫穷之中因病去世。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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