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的夏天为什么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

2020-08-10 09:33 评论数:

  前段时间的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南方多个省份的洪涝灾害,现在雨停了之后又开始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在中国古代 历史中也曾出现过许多极端天气:明末的小冰河时期、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的乾隆八年夏天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果从危害程度而言:明末小冰河期的危害远远大于乾隆八年的夏天。明末小冰河期使中华大地陷入严寒之中,由此造成的粮食减产导致人口迅速锐减一半,也成为引发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乾隆八年的夏天并没引起大规模的民变,不过乾隆八年夏季的高温天气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这个夏天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先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记载的。《续东华录》对此的记载是:“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天津县志》的记载是:“(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高邑县志》记载:“(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从“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这样的记载不难看出当时的酷热到了怎样的程度。在乾隆八年之前中国也不是没发生过热灾: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据《宋史·五行志二》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天气炎热导致对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所以当时有记载“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然而嘉定八年的夏天还只是水贵如油,到了乾隆八年的夏天则是“人多渴死”,“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当时的炎热程度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如今我们已习惯于看温度数据,所以像古人这种用文字记载对气温的描述总会令我们感觉有些抽象。如何把古人用文字描述的气温换算成我们今天通俗易懂的数据呢?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不过乾隆八年的这个夏天却恰恰留下了气温数据的记载: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用当时的“ 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专家将宋君荣的测绘记录换算成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用的摄氏温度。

  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换算结果为:1743年7月20日至25日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高于40℃。其中最热的7月25日的气温高达44.4℃。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室外温度达到40℃时人在户外活动就将有生命危险。根据我国现行的对高温假的规定:由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通过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向公众发布的未来24小时日最高气温37℃以上的天气就属于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就必须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我们平时在夏天抱怨热死人了更多只是一种抱怨,然而44.4℃是真能热死人的。这年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京城热死了11400人。考虑到并不见得所有死者都被纳入到官方统计数据中这一客观现实,所以真实的死亡数据只会比这更多。况且这场酷热可并非局限于京城,事实上天津、保定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对高温天气的记载。当时山西的地方志记载:“道路行人皆有毙者”,山东青城县记载:“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当时出现高温记载的地区包括直隶、河南、湖北、山东、山西等多个地方。

  怪不得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乾隆皇帝走哪儿都随身拿着扇子。以前一直以为是为了摆造型,现在才知道合着敢情是给热的啊。乾隆皇帝还在酷暑之中写下了一首诗:“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这首诗的大概意思就是:朕虽然身处舒适冰凉的屋子里,可一想到外面的百姓还在酷热之中苦苦正在就不由得心情沉重。乾隆皇帝写是这样写,不过他可不会真和百姓们待在一起。事实上这年夏天大部分时间乾隆都待在避暑山庄,直到气温转凉后才返回京城。

  不仅乾隆皇帝如此,那么皇室贵族、高官大员们几乎都和皇帝一块儿避暑去了,留在京城办公的低级官吏们开始用各种办法降温避暑。尽管古代没我们今天所用的空调、电扇,但其实古人也有很多消暑降温的方法。在古代最普遍最大众化的消暑方法就是用扇子,不过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长时期扇扇子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所以达官显贵家庭往往让下人给自己扇扇子,从而使自己的双手得以解放出来。然而碰到乾隆八年夏天这种极端炎热的气候可就不是光用扇子就能解决问题的。

  除了扇子之外古人还有两种避暑神器:冰箱和风扇。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胡说八道,事实上古人的冰箱和风扇和我们今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储冰技术早在周朝就已趋于成熟。据《周礼》记载:当时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还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曾在装满冰的房间里消暑避夏。这实际上就是把整个房间变成一个大冰箱。不过古人并没我们今天的制冷技术,所以每年储藏的冰大概三分之二都会融化。

  古人的藏冰量通常都是用冰量的三倍,所以这其实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奢华版避暑方式。作为另一种避暑神器的风扇在当时也是达官贵人所专享的:早在唐代唐玄宗李隆基下旨建造的含凉殿就采用了这种技术:古人当然没掌握我们今天的电力技术,但古人很早就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水车、风车。李隆基的含凉殿就设计有用水力带动的风扇。扇叶吹凉水产生冷气,而且还把水引到天花板上再洒下来,从而造成“四隅积水成帘飞洒”的效果。

  冰箱和风扇这两大神器都是皇室贵族、高官近臣才能享受得起的。即使是一般的朝廷官吏也只能是花高价买来冰和水敷在身上起到降温的效果,如果是平民百姓连这也是不敢想象的奢侈。所以在乾隆八年夏季这种极端气候下平民百姓的处境是最困难的: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受炎热了,从死亡人数可以看出这已成为一场严重的天灾。这样的极端气候也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老百姓往往在忍受炎热的同时还受到饥饿的威胁。对乾隆而言:这种局面处置不当是可能引起民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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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有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天灾往往被认为是统治者在施政上出了问题。在乾隆八年的夏天种种猜测谣言满天飞。乾隆皇帝面对这种局面在诏书中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当然光是自我反省是没用的,还得有切实的救灾举措才行。乾隆皇帝下旨拿出皇家内库用于消暑降温的冰块药品分发给百姓,同时拨付一万两白银给九门专门用于对抗酷暑。高温引起的持续干旱造成各地农作物歉收,乾隆皇帝为避免造成饥荒事件下旨调拨四十万石粮食用于京城的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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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乾隆皇帝还下旨要求各地的受灾州县上报本地灾情。所有受灾州县的人口按“极贫”、“次贫”等标准造册登记。在此基础上下旨在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地广设粥厂赈济灾民。这样的赈济工作并没随着夏季的结束而终止:尽管酷暑是退去了,然而这年的粮食生产是已然耽搁了,所以各地的灾民仍需要安置。到了这年十一月为防止各地灾民聚集诱发瘟疫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了疏散隔离。尽管采取这样一系列措施,然而直到这年冬天京畿地区的流民依然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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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为解决流民问题启动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尽可能减轻了京城的流民压力。同时为防止以往灾害中出现的“冒领”“哄抢”等闹剧还实行了“凭票管理”制度:官府颁布《散赈条规》,所有的灾民按照年龄性别籍贯领取票证,然后去饭厂“凭票支领”。到了次年朝廷以“地方官劝导”、“官借牧费”、“出借麦种”等多种方式帮助这些灾民重返家园。乾隆八年夏季酷热造成的影响至此消除,各地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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