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合作41年,英雄暮年同病榻,国家悲情,这幕让人心碎

2020-08-12 11:46 评论数:

毛泽东和周恩来双子星,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毛、周两人携手肝胆相照,合作41年,缔造了新中国。本文略解一二,他们是什么时候相识的?周恩来怎样从领导者转成辅助者?毛泽东怎样成为领导者?周恩来怎样忠心耿耿护在毛泽东身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怎样的评价?毛、周是怎样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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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1943年11月27日,在陕北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李)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

中山舰事变当日上午10时,周恩来去蒋介石的临时住所广州造币厂。一到造币厂,他的卫士就被收缴了武器,周恩来被软禁。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要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蒋介石达到目的撤回去后,周恩来与他的卫士才得以放出,他立即赶去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不期而遇遇到毛泽东。这是俩人第一次见面。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均受到了“左”的错误处分。这段时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特科工作,毛泽东转战井冈山。

周恩来怎样从领导者转变身份成为辅助者?

六大,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事务,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朱、毛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最大、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1929年,毛泽东批评了中央“二月来信”,周恩来虚怀若谷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不妥。“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给予充分支持和维护,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1931年底,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主持全面工作,周、毛开始直接共事。

1932年1月,博古、李德否定毛泽东的意见,攻打赣州,结果攻城33天,伤亡3000多人,也未攻下。这次失败让周恩来深感内疚。1932年4月,周恩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攻打漳州,取得比预期好得多的胜利。

1933年9月,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长征。11月27日,红军血战湘江,危急时刻,周恩来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寻找毛泽东。当看到毛泽东走过来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要求一起过。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湘江战役之后,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周恩来都明确赞同毛泽东主张。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坚决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什么时候成为领导者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有过很高的评价,曾对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是新成立的“三人团”负责人,但他在最后决策时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的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凸显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上旬,周恩来积劳成疾,整日高烧不退,连续数日被担架抬着行军。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1月3日,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再次研究了常委分工问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同时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名副其实地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其后的40余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格局。

周恩来怎样忠心耿耿护在毛泽东身前?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导演了“和平谈判”的把戏,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1945年8月给中共中央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8月25日,收到蒋介石的三封电报,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研究和激烈讨论,最后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周恩来坚持自己与王若飞一起陪同毛泽东去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他的重庆之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回忆道:“蒋介石把我请到重庆来谈判,说要和平,两党联合,和平建国。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

国民党特务确实制定了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但是,特务们的暗杀阴谋并没有得逞,否则历史将改写。毛泽东在重庆待了40多天,安全返回了延安。毛泽东之所以能安全离渝,有国际因素、舆论压力等多方面原因,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保护厥功甚伟。

周恩来操的心根本无法想象。出发前他给毛泽东设计了形象,经过反复考虑,他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帽推荐给毛泽东。他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接过帽子,脸上露出笑容,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8月28日那一天,《解放日报》记者方纪在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照片:头戴盔式太阳帽向人们挥手的情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28日晚,蒋介石设宴款待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宴会上,蒋介石、美国赫尔利大使、魏得迈将军,邵力子、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也先后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喝了前几杯后,之后的酒全由周恩来包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林园。周恩来留了下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在林园一共住了两个晚上,周恩来严防了两个晚上。之后,毛泽东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居住,周恩来住到毛泽东房间对面。毛泽东休息时,为了安静,周恩来带领工作人员只穿袜子走路。

毛泽东到重庆时穿的是一件旧毛衣,领口和袖口都已磨破。周恩来让人两天时间给他织一件新毛衣。他亲自试穿修改后让毛泽东穿上。

当时社会各界都请毛泽东吃饭,周恩来每次都替毛泽东挡酒,先吃一口毛泽东前面的菜,安全防范意识细致入微。蒋介石听说后,可以想象他酸溜溜的嫉妒。

1949年进驻北京后,第一天晚上开完会后毛泽东要回香山住,他坐着周恩来的车一起走。因为太累,毛泽东一上车就呼呼地睡着了。因为只要有总理在,他就放心。当时中央机关刚刚进城,国民党的特务还没有清理干净,晚上行车非常危险。周恩来时刻保持着警惕,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1960年夏初,周恩来陪毛泽东到长沙视察,两人参加了当地组织的一场舞会。跳舞时突然停电,瞬间,周恩来一个箭步冲到了毛泽东的身前,陪毛泽东跳舞的纪要秘书谢静宜还没反应过来。很快就来电了,电灯重新亮了。周恩来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毛泽东。危机时刻,周恩来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毛泽东。过后,谢静宜跟毛主席提起这件事,说:“总理可能怕出事,才那样快速来到您身边,保护您。总理真好,想得很周到。”毛主席眼神里包含着感激之情,回答了一个字:“是。”

毛、周如何惺惺相惜?

1965年,周恩来患了心脏病,毛泽东当即表示让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设计了一个新沙发,毛主席坐了坐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再次病倒,严重到休克,经过抢救苏醒过来。5月18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报告单后,他的沉重心情反映在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他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等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写信劝周恩来“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1973年春,毛泽东眼患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周恩来让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必须限制在3分钟以内,时间一到立即停止,减少闪光灯刺激。指导眼科专家给毛泽东会诊,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附了一封给工作人员的信:“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4年2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也是重病缠身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双目已近乎失明,语言能力非常微弱,他非常伤感,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周恩来尽管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坚持守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10月下旬,医生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他已经不能进食,且已无法坐起来,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到12月,已经高烧不断,说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双唇紧抿强忍剧痛让秘书给他读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读过之后让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弥留之际醒来,用细若游丝的声音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医生告诉他没有大的变化。周恩来一字一顿说:“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说完这句话又昏迷了过去。

两个世纪伟人,同时处于重病之中,一个在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他们彼此挂念,却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国家悲情,这一幕让人心碎。

他们两人都把对方的生命当成革命事业的支柱,彼此关爱之情令人涕下。

1月8日,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卧床侧身看文件。张耀祠急匆匆赶来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他。毛泽东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几天后,中央拟好了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和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她冒昧地问了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拍拍自己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她说:“我走不动了。”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报道时,悲伤的眼泪从他衰老的脸上流了下来。

毛泽东没有参加不了追悼会,他让人送了一个花圈。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心心相印的战友告别。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的情绪非常不好,总是烦躁。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印证着周恩来的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

毛、周是怎样合作的?

环顾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两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像毛、周这样合作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遇到过无数坎坷,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核心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努力下,危急关头总能转危为安,凤凰涅槃。

毛泽东富于激情,举重若轻,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周恩来则富于理智,举轻若重,有经纬万端的才华。毛偏于理想主义色彩,周偏于现实主义色彩,二人有很强的互补性,天生的默契、最佳搭档。

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着重于战略设计,统筹全局;周恩来具体组织和执行,他有意识地使自己扮演这个执行者的角色。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他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是决策者,是“帅才”;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周恩来忠心耿耿成为了毛泽东最好的助手,开始了两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互敬互重的战友生涯。他一直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

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梁漱溟一生刚正不阿,他承认“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要点何在,如何贯彻,别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来却领会得比较透彻,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要旨,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从不拉帮结派,而且他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

斯诺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

特殊时期,江 青等人想动周恩来,毛泽东立刻制止说:“连总理你都看不惯,可想而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走进了毛泽东书房,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的目光与守候在门边的周恩来目光相遇。周恩来伸出了手,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也伸出了手,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滑落到他的手上。杜修贤的镜头留下两位世纪巨人最后的一次握手。

时光已逝,伟人不再,世间再无泽东、恩来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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