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悦读圈 2016-08-22 11:11 评论数: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作为在乌当区这片热土生长的后辈,我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情,采访了为乌当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离休老干部,今年97岁高龄的姜伟,聆听他讲述他随解放军西进,解放大西南的故事,深深为之感动。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出生寒门 外出学徒

1929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1986年改为江山市)礼贤乡老佛山村一个普通人家。我家虽然贫穷,但父母很重视学文化。我小时候,我家粮食不够吃,父母租种地主家山田,勉强能养活一家人,但父母仍然让我们读书。

1942年夏天,我高级小学毕业了。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扫荡我的家乡礼贤乡,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因家中太贫困,我没有再升学,跟父亲学种地,可是,我家租种的田地很少,还不够父亲一人种。为了生存,母亲托在县城帮人的大伯父给我找活干。在大伯父的帮助下,我先后到县城里的卷烟社、西药店当学徒,能有一口饭吃,同时也学到了一些小本事。

1949年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垮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的进军号角中,我看到了上海《大公报》上的毛主席的照片,就剪下来保存在书里,留着纪念。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6军138团解放了江山县,并接管了江山县,第49师政委范阳春任江山县军管会主任,138团团长韩国锦等任军管会副主任。我在这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参加革命 西进贵州

我能有今天,源于1949年5月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江山县解放后,我邻居的姜家兄弟俩报名参军,其弟姜兆琪用“姜伟”这个名字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第二天,我听说后也想报考,但怕晚了报不上名,正着急时,邻居胡朝喜告诉我,说姜兆琪不去军大了,建议我顶上“姜伟”的名字去考试,我就和胡朝喜一起参加了考试,从此,我就叫姜伟了。5 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通知,第三天在江山火车站集合,乘车到江西玉山县城(二野军大五分校四大队所在地),我非常激动和高兴,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有了新的前途,我的人生也从此完全改变了。

进入军校后,我们先学习政治理论。第一次听报告,是大队长兼政委的夏页文给我们讲的时事形势报告,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更坚定了我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在军大五分校学习期间,我们学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走,向着大西南走!》等革命歌曲,每逢学校开大会时,各中队之间互相拉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热烈。“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全体学员参加了16军全军的阅兵仪式,在玉山飞机场接受了军长尹先炳的检阅。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1949年8月初,大队首长传达了第二野战军接到南下解放大西南的命令,我们四大队要随16军进军贵州、解放贵州、接管贵州,我托人带信告诉父母后,就准备随军南下。

1949年9月6日上午,我们打好背包就向西南出发了。乘坐的货运列车前进了100多公里,到樟树镇时,赣江铁路桥被国民党军炸毁了,我们只好沿着铁路线步行。为了躲避敌机的侵扰和轰炸,我们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开始行军,晚上九、十点钟宿营,有时住铁路沿线的老百姓家,有时原地坐着休息,再困都不能睡觉,以免掉队。

1949年9月23日,我们行军到达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10月1 日,从北京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第二天(10月2日),我们16军和萍乡地区的老百姓在安源煤矿用松枝搭起台子,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5000多人参加大会,那个场面热烈得无法用语言表达。

部队行进到湖南途中,我们五分校四大队学员编入西进支队第七大队,上级命令第七支队接管贵州一个专区。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接管贵阳 打击土匪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11月21日,我们的部队历经两个半月,经过三个省,行军3000多公里,来到了贵阳。

到贵阳后,我们西进支队第七大队立即接管了贵阳,我与同一个分队的李国梁一起分到贵阳市第七区公所工作。第七区公所管辖二桥、三桥等地。到了区公所,我做办公室工作和民政事务工作,每天都下乡了解各个街道和村寨的情况,开展筹粮、草供应过境部队,帮助失业工人、贫民找生活出路,救济困难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为人民的方针政策。禁烟、禁毒、禁用银元等。三个多月后,取得了很好效果。

1950年4月初,三桥附近夜间连续发生抢劫事件,我们第七区公所公安局组织人员,晚上轮流值班巡逻。4月10日晚上9点半钟,我接李国梁的班时,他跟我说:“下五里寨上狗不停地叫,村外有许多人(后来才知道,大约来了四、五百个土匪),可能是土匪来了。”说完,他立即向崔国祯区长(第七区公所区长)和张满顿局长(公安分局局长)报告。当时区公所里只有催区长、张局长、李国梁和我4 个人,我从来没有正式打过仗,心里有些害怕。崔区长沉着地部署战斗准备。张局长让办公室的张烈郡向市公安局打电话报告三桥被土匪围攻的紧急情况。

随军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离休老干部姜伟的故事

不一会儿,土匪从下五里、和尚坡方向攻来,崔区长当机立断,带领我们向南面(三桥南路)的改茶寨方向突围。到邮电局门口时,三桥南路也有土匪在走动,接应前面的土匪。公安局长小声地说:“突围危险,我们还是回到区公所死守阵地。”我们跑进公安分局,每人扛一箱手榴弹到区公所,还补充准备了步枪子弹,快速跑进区长的卧室里,把门和电灯关上,打开两扇窗,把子弹上膛,瞄准已经进入路灯下三桥街坝的土匪,在区长的命令下,我把手榴弹的铁盖一个一个全打开,随时准备递给战友。

土匪猛烈地朝我们开枪,但我们在高处暗处,我们的阵地前有高坎,土匪在坎下,距离又较远,对我们威胁较小,土匪却被我们打倒好几个。但他们仍然十分疯狂,从侧面包抄过来,在离我们只有四、五十米时疯狂地向我们扫射,还不停地喊“抓活的”、“活捉花儿(土匪对解放军穿的军服和帽微的叫法)”等黑话。我们奋力向土匪投掷手榴弹,在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的攻击下,土匪伤亡很大,剩下的被吓得连连后退。他们恼羞成怒,绕到我们射击的死角,放火烧了一幢空房子。战斗大约2个小时后,土匪的枪声越来越稀,最后停止了。午夜时分,我们的援军——市警备司令部从贵阳来到三桥,我们兵分三路,向土匪逃窜的方向搜索,没有发现土匪的行踪后才宣告战斗结束。不久后,我们获得了上级的表彰。

姜伟离休25年了,仍然奔走在乌当区老年体育事业、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学等捐资助学、为地震灾区捐款、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捐赠书籍和电脑等公益事业的道路上,为乌当区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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