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为何选重庆为“战时首都”

环球网 2016-08-25 16:26 评论数:

蒋介石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名义上的“四强”。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还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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