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死后方生”的民国知识分子

南方都市报 2016-08-28 17:44 评论数:

先说董时进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作为农学家,在人权、个人自由方面,董时进缺乏真知灼见。19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董时进发表文章,主张以人海战术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胡适对这种拿平民当炮灰的主张明确表示反对,董时进却觉得国家重于一切,两人为此争论。其实两人争论的分歧还是人权与主权之争。如今,人权之重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广泛共识,董时进在这方面显然有所欠缺。

1950年代,董时进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公然呼吁胡适出来做副总统,要求胡适为了国家自由牺牲个人自由。这种论调也与胡适大不相同。对那些主张“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的论调,胡适向来主张“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这种观点的根本分歧,让胡适与董时进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思想距离,两人虽然是同时代的人,也曾有过交往,但关系一直不太亲密,可能与这些分歧有一定关系。

虽然在公共领域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有欠缺,但董时进可算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热情、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在农业这一专业领域还很有卓见。

1940年代,民盟领袖梁漱溟主张土地公有制,当时身为民盟成员的董时进坚决反对,为此不惜退出民盟,另组中国农民党。

董时进为什么反对土地公有呢?作为农学家,他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只有农民拥有了土地,才能激发出创造力。而一旦土地公有,伴随公有的还会有生产工具、家禽等一系列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了刀俎,农民成了鱼肉,灾难不可避免。除此之外,他当时对士绅阶层的论断,对“江南无封建”这一学术观点的坚持,对“农村土地是自由流动买卖”的坚持,都是建立在他长时期的数据调查与专业研究之上的。在坚持这些学术观点上,董时进是非常固执己见的。也正是他在学术上的坚持己见,使他在朝代鼎革之后的处境非常尴尬。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原本决定留在大陆的他被迫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很快遭到了留在大陆的许多学者的严厉批判与人身攻击。不过,从人生抉择的角度来看,董时进的离开无疑是幸运之举。

只是可惜,由于他的这一去国离乡的选择,再加上“农学家”这一身份不太容易为人注意,使得他的政论和文学才华鲜为后人所知。这不仅是董时进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当然,随着董时进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多重身份也会更多地为人所见。尼采曾有名言曰:“有的人死后方生。”这句话用来形容董时进,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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