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南方报业网 2016-08-30 17:24 评论数: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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